从平凉法院不报案解读“犯罪黑数”/毛立新

从平凉法院不报案解读“犯罪黑数”

毛立新

8月26日，甘肃省平凉中级人民法院四位院长办公室被盗。据了解，该院院长办公室曾多次被盗，但该院从未向公安机关报案。（《兰州晨报》8月28日）此事经媒体披露后，一时间猜测四起，众说纷纭。也许是笔者从事公安工作多年，此类事情所知所见甚多，所以平凉中院之举并没有让我太惊讶。令我感兴趣的，倒是找到了一个解读“犯罪黑数”的标本，可用来分析一下“犯罪黑数”的成因，并寻找应对之策。

所谓“犯罪黑数”，又称“犯罪暗数”或“刑事隐案”，是指虽已发生但由于种种原因未纳入警方记载的犯罪数量。“犯罪黑数”存在，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德国学者曾于1975、1976、1987年做过三次抽样调查，结果表明“犯罪黑数”在一般盗窃案中的比例分别为1∶15、1∶6、1∶8。在美国，全国犯罪调查组织（National Crime Survey）对被害人调查的结果显示，公民向执法机关报告的犯罪数量仅为他们调查发现的犯罪的1／3。

在我国，公安部课题组曾于1985年、 1987年、1988年对15个省、市300余个派出所进行为期3年的刑事隐案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犯罪明数最多只占实际发生的1／3，盗窃非机动车、扒窃等侵犯财产犯罪案件只占总数的10％。这情形，诚如一位德国学者所作的比喻：“警方获悉并记录在案的犯罪行为，只是实际犯罪行为这座看不见的大冰山的能够看得见的尖顶。”

造成“犯罪黑数”的原因很多，其中，社会公众特别是被害人拒绝向执法机关报案，是一关键因素。受害人为什么不报案？在这里，可以平凉中院为例，做一剖析：其一，可能认为盗窃数额不大，在法律上不够成犯罪;其二，可能认为向警方报案没有用，因为盗窃案的破案率相当低;其三，可能担心名誉受损，因为法院院长办公室被盗，说出去毕竟不光彩;其四，可能是顾及连带责任，比如担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影响评优评先;其五，可能怀疑是“家贼”所为，想自行调查处理，不愿警方介入。

因此，平凉中院被盗多次不报案，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法律意识不强，而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试想，换成你来当院长，或者换成是其他党政、司法机关，也不见得就一定会积极报案。上海市公安局公交分局今年6月份曾做过一次调查，50%以上的市民被盗后不报案，其中一起案值达16万元的盗窃案破案后，竟然找不到失主的报案信息。（《新民晚报》6月16日）

“犯罪黑数”的存在，使大量犯罪案件无法纳入刑事司法的视野，从而大大降低了刑罚的威慑作用。正如古典刑事法学的代表人物贝卡利亚所言，刑罚对于犯罪的一般预防作用，主要不取决于其严厉性，而在于其确定性、不可避免性。“犯罪黑数”的大量存在，严重影响了刑罚的实际兑现率，不仅放纵了犯罪，而且会“鼓励”更多不法分子实施犯罪。因而，世界各国无不力求最大限度降低“犯罪黑数”，以增强刑法规范的社会引导力和威慑力。

减少“犯罪黑数”的关键一环，就是动员社会公众特别是被害人积极报案。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但真要解决不报案问题，还需有更加实际的措施：其一，警方要切实提高破案率，并及时将案件侦破进展及结果反馈给受害人;其二，警方要开辟多种报案渠道，方便群众及时、快捷报案;其三，要改变目前以发案数来考核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做法，与之相反，要对“有案不报”的单位实行“一票否决”;其四，要加强宣传，鼓励社会公众积极与犯罪行为作斗争。

看来，平凉中院多次被盗而不报案，并非是当今社会罕见的个案。它只不过是“犯罪黑数” ——这种与犯罪活动相伴而生的必然社会现象，又一例鲜活的体现。分析其成因，当然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法院“素质不高”，或者主观臆测为“另有隐情”，而需要考虑诸多社会因素的作用。但不管如何，连堂堂司法机关被盗都不报案，确实值得我们警醒：看来，解决“有案不报”问题，减少“犯罪黑数”，真的需要抓一抓了！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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