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政府


沈阳市企业职工工伤保险办法

沈阳市人民政府令第52号


（沈阳市政府第四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自2000年11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企业职工在遭受工伤事故和职业病（以下简称工伤）伤害时，获得医疗救治、生活保障、经济补偿和享受职业康复的权利，促进安全生产，根据国家 和省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行政区域内的城镇企业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以下简称职工）。
第三条 工伤保险应与工伤预防、安全生产相结合。企业和职工必须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遵守劳动安全和职业卫生法规，预防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
第四条 职工发生工伤和职业病时，企业应及时进行救治，并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
企业和工伤保险管理机构应及时向工伤职工提供工伤保险待遇。
第五条 工伤保险实行社会统筹，设立工伤基金，对工伤职工提供经济补偿，逐步实行工伤管理社会化。
第六条 企业必须按照本办法参加工伤保险统筹，按时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保障职工的工伤保险待遇。
第七条 市劳动局是我市企业职工工伤保险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工伤保险工作的组织、管理、协调和检查监督本办法的贯彻实施。
市社会保险总公司具体负责企业工伤保险基金的收缴、支付并协助劳动行政部门对定点医院实施管理。
市劳动鉴定康复管理办公室具体负责工伤职工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护理依赖程度的等级鉴定和康复规划的实施。

第二章 保险范围及认定
第八条 职工在下列情况下造成负伤、致残、死亡，应当认定为因工伤亡：
（一）从事本企业的正常生产、工作或者本企业负责人临时指定企业工作的，以及在紧急情况下，虽未经本企业负责人指定而从事直接关系本企业重大利益的工作的；
（二）经本企业负责人安排或者同意，从事与本企业有关的科学试验、发明创造和技术改进工作的；
（三）在生产、工作中接触有毒、有害物质造成职业伤害，经市以上职业病院确认为法定职业病的；
（四）在生产工作时间和区域内，由于不安全因素造成意外伤害，或者由于工作紧张突发疾病造成死亡或经第一次抢救治疗后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
（五）在生产工作中因履行职责遭致人身伤害，或为维护社会治安和人民利益从事抢险救灾的；
（六）职工在上下班时间和必经路线行进发生无本人责任或非本人主要责任的道路交通机动车事故的；
（七）职工因工作调动报到期限内，途中遭受非本人责任事故伤害的；
（八）职工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遭受交通事故和其他意外事故造成伤害、失踪或突发性疾病未能及时救治造成死亡或经第一次抢救治疗后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
（九）因公、因战致残的军人复员转业到企业工作后旧伤复发的；
（十）由市劳动行政部门认定的其他因工伤亡的。
第九条 职工由于下列情形之一造成负伤、致残、死亡的，不应认定为工伤：
（一）犯罪或违法；
（二）自杀或自残；
（三）斗殴、酗酒、蓄意违章；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条 职工发生工伤，由企业自工伤事故发生之日或职业病确诊之日起，15日内向劳动行政保险部门提出职工工伤认定报告，特殊情况不得超过180天。
第十一条 劳动行政保险部门接到企业的工伤报告后，应在15日内作出是否认定为工伤的决定，特殊情况可以延长，但不得超过两个月。
工伤认定的决定应以书面的形式通知企业。

第三章 劳动鉴定和保险待遇
第十二条 职工因工负伤或者患职业病停止工作接受治疗的，实行工伤医疗期制度。
工伤医疗期是指职工因工负伤或者患职业病停止工作接受治疗和领取工伤津贴的期限。工伤医疗期应当按照伤病的不同情况确定为一个月至二十四个月，严重工伤或者职业病需要延长医疗期的，最长不得超过三十六个月。
工伤医疗期的确定由指定治疗工伤的医院或医疗机构提出意见，经市劳动鉴定康复管理办公室确认并通知企业和工伤职工。
第十三条 职工工伤医疗期满、医疗期内治愈，应进行劳动能力鉴定，评定伤残等级并定期复查伤残状况。
第十四条 工伤职工劳动能力的鉴定，应由其所在单位向市劳动鉴定康复管理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工伤认定批复报告。
市劳动鉴定康复管理办公室接到企业或职工伤残鉴定申请后，应在一个月内，作出鉴定结论，特殊情况可以延长，但延长期限最高不得超过两个月。
第十五条 职工工伤治疗期间的医疗费，挂号费全额报销，报销办法是：
（一）职工因工负伤医疗终结或医疗期满后，经鉴定伤残等级为1～10级，在定点医院治疗期间的医疗费，由社会保险机构全额负担；
（二）职工因工负伤医疗终结或医疗期满后，经鉴定未进入伤残等级的，其医疗费由企业全额支付；
（三）因工致残职工，伤残等级为1～10级，旧伤或职业病复发的，在定点医院治疗的医疗费，由社会保险机构全额负担；
（四）职工工伤医疗终结后，经鉴定需进行康复医疗的，康复期间的医疗费由职业康复费负担。
第十六条 职工因工负伤或患职业病住院医疗的，住院期间的伙食费按当地因公出差伙食补助标准的2／3报销。经批准转外地医疗的，所需交通费，食宿费按职工因工出差补助标准执行。
第十七条 职工工伤实行定点医疗制度，定点医疗单位的确定，由市劳动行政部门负责。职工因工负伤，企业必须送往指定医院治疗，但遇有特殊情况，需就近抢救治疗的除外。确需转院或到外地治疗的，需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未经批准转外地治疗的，其医疗费用社会保险机构不予支付。职工因工负伤医疗费由企业垫付，医疗终结后，由社会保险机构予以支付。
第十八条 被确定为定点医院的医疗单位，应坚持“因病施治，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收费”原则，避免浪费，保证伤残职工的基本医疗。劳动行政部门应视情况对定点医疗单位每年调整一次。
第十九条 工伤职工在工伤医疗期内停发工资，按月发工伤津贴，工伤津贴按本人停工治疗前12个月内的平均月工资发给。在此期间企业新增工资的，按不低于休工前同工种同条件人员的新增平均工资额增发。工伤医疗期满或鉴定伤残等级后，应当停发工伤津贴，改为享受伤残待遇。
第二十条 职工因工致残伤残等级为1～4级的，应当退出生产、工作岗位，其工伤保险待遇按下列标准发给：
（一）按月发给定期伤残抚恤金，标准分别为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90％、85％、80％、75％；待达到退休年龄时，继续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伤残抚恤金，其定期伤残抚恤金若低于按养老保险规定计发的基本养老金数额时，可按基本养老数额予以补齐差额，同时将该职工养老金中个人缴费部分转入工伤保险基金，但不含已按国发〔1978〕104号文件规定享受退休待遇的人员。
（二）发给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标准分别为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24个月，22个月，20个月，18个月。
（三）继续享受政府规定的各种生活补贴和供养直系亲属医疗补助，生活困难补助等待遇。
（四）易地安家的安家补助费按市职工月平均工资6个月标准发给；搬家途中的车船费、宿费、行李托运费和伙食补助费按职工因公出差标准报销。
第二十一条 职工因工致残等级为5～10级的，发给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标准按市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分别为：5级16个月，6级14个月，7级12个月，8级10个月，9级8个月，10级6个月。
第二十二条 职工因工致残经鉴定后确认需要护理的，按月发给护理补助费，标准按市职工月平均工资计发。完全护理依赖发50％、大部分护理依赖发40％、部分护理依赖发30％。
第二十三条 职工因工致残医疗终结后，经鉴定，确需配置、更换补偿器具的，按国内普及型标准到劳动行政部门指定单位配置。
第二十四条 职工因工死亡的，按下列规定办理工亡待遇：
（一）丧葬费按市职工月平均工资6个月发给；
（二）一次性抚恤金按市职工月平均工资48个月发给；因抢险救灾和维护社会治安死亡的，按市职工月平均工资60个月发给；
（三）供养直系亲属的定期抚恤金，每供养一人，每月按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40％发给，直至失去供养条件为止。
（四）领取定期伤残抚恤金的人员，在享受定期伤残抚恤金期间死亡的，发给一次性抚恤金，标准为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24个月。
第二十五条 职工因工致残等级为5～10级，旧伤复发经鉴定需要继续离岗治疗和休息的，按照本办法规定享受工伤医疗待遇和工伤津贴。
第二十六条 职工因工负伤或患职业病，致残等级为5～6级的，企业安排工作有困难且本人自愿离岗休息的，按月发给企业平均工资70％的工资，本人工资高于企业平均工资时，可以本人工资为基数，离岗期间工龄连续计算；企业和职工均应按养老保险的规定，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
第二十七条 职工因工致残等级为7～10级，企业安排工作确有困难，本人自愿离岗自谋职业的，按企业上年月平均工资发给一次性伤残离职补助金，7级为20个月，8级为16个月，9级为12个月，10级为8个月，同时中止工伤保险待遇。
第二十八条 企业对伤残职工每两年应进行一次鉴定复查。经复查鉴定等级提高的，补齐原等级与新等级待遇的差额。等级降低，按新等级配发工伤保险待遇。
第二十九条 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职工或工亡职工供养的直系亲属，被判处管制、拘役、徒刑或者执行劳动教养时，其工伤保险待遇应当停发；刑满、教养期满后继续发给。
第三十条 职工因工外出期间因意外事故失踪的，从失踪的下个月起三个月内，本人工资照发，从第四个月起停发工资，对失踪职工供养的直系亲属按月发给定期抚恤金。生活困难的，可以预支一次性工亡抚恤金的50％。人民法院宣告死亡后，发给丧葬费和其余待遇。
当失踪人重新出现并经法院撤销死亡结论的，已领取的工伤保险待遇如数退回。
第三十一条 劳动关系在国内的因工出国、出境人员，在境外负伤、致残或死亡时，应由境外有关方面承担伤害赔偿责任，对获得境外伤害赔偿的，不再享受国内的工伤保险待遇。
出国、出境人员应当由我方承担赔偿责任的，按工伤保险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出国定居的工亡职工遗属，自愿一次性领取工伤保险待遇的，可以一次性计发有关待遇并同时终止工伤保险关系。
第三十三条 职工工伤涉及交通事故、民事责任的，先按交通或民事赔偿处理，赔偿高于工伤保险待遇的，不再发给工伤保险待遇，其赔偿金额低于工伤保险待遇的，按工伤保险待遇标准补足差额，符合此类情况自愿申请一次性结算工伤保险待遇的，应同时办理终止工伤保险关系手续。
第三十四条 由于工作紧张或因公外出期间突发疾病经第一次抢救治疗后全部丧失劳动能力认定的工伤，其工伤保险待遇由企业自行支付。

第四章 保险基金
第三十五条 工伤保险基金按照“以支定收，略有储备”的原则，实行全市统一筹集，纳入市财政专户统一管理，专项储存，专款专用。工伤保险基金的来源为：
（一）企业缴纳的工伤保险费；
（二）工伤保险费滞纳金；
（三）工伤保险基金利息；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资金。
第三十六条 工伤保险基金由企业按工资总额一定比例直接向社会保险机构缴纳。企业人均工资额低于市职工月平均工资60％的，以市职工月平均工资60％作为缴纳基数。企业缴纳的工伤保险费和企业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从企业管理费中列支。
第三十七条 企业缴纳工伤保险费实行行业差别费率（见附表），并在差别费率的基础上，实行浮动费率。差别费率根据各行业工伤风险类别、费用支出情况及工伤事故、职业病发生频率确定，差别费率每五年调整一次；浮动费率根据企业上年度实际发生事故率和工伤保险基金的支出情况，由市劳动行政部门进行评估，每二年调整一次，浮动费率调整幅度为本行业标准费率的5％～40％。
第三十八条 工伤保险统筹项目为：
（一）职工因工死亡丧葬补助金；
（二）职工因工死亡发给直系亲属的一次性抚恤金；
（三）职工因工死亡发给供养直系亲属的定期抚恤金；
（四）职工因工致残鉴定为1～4级的定期伤残抚恤金；
（五）职工因工致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护理补助费；
（六）职工因工致残鉴定为1～4级，需易地安家的安家补助费以及搬家途中的车船费、宿费、行李托运费和伙食补助费；
（七）职工因工致残后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八）职工工伤医疗费用；
（九）政府规定的各种生活补贴；
（十）职工因工致残配置补偿功能器具的费用。
上述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统筹项目计发办法，均按上年市职工月平均工资计发。每年视职工月平均工资的增长情况调整一次。
纳入统筹项目的保险待遇，经市劳动行政部门核准后，市社会保险公司给予拨付。未纳入统筹项目的其他待遇，由企业自行支付。
第三十九条 工伤保险基金支出项目主要包括统筹项目支付的各项待遇，事故预防费和职业康复费用；宣传和科研费，及安全、保险奖励基金。
事故预防费，安全奖励基金，宣传科研费由市劳动局管理；职业康复费用由市劳动鉴定康复管理办公室负责管理。市劳动局、市劳动鉴定康复管理办公室每年视工伤保险及康复工作开展情况提出使用计划，会同市财政局共同确定提取比例，所提各项费用列专户管理。
第四十条 工伤保险基金不实行减免。企业确有困难，经劳动行政部门同意，可以缓缴，但缓缴期限不得超过半年。缓缴期内，职工享受工伤保险的待遇权利不变。工伤保险基金不计征税费。
第四十一条 工伤保险基金实行当年予以返还的办法，增加企业安全生产的投入。对企业按时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当年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在市劳动行政部门下达的控制指标之内，给予返还当年工伤保险基金结余额的5％至20％，并对事故隐患大，职业病发生率高的重点企业，从事故预防费中拔付一定经费，用以补偿企业为降低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而先期投入的安全生产设施、设备建设中的部分资金不足。

第五章 保险管理与监督检查
第四十二条 企业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时，应依法明确对职工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
企业被实行租赁、兼并、转让、分立时，继续经营者必须承担原企业职工的工伤保险责任，并到劳动行政部门办理工伤保险登记。
建设工程由若干企业承包或者企业实行内、外部经营承包时，工伤保险责任由职工的劳动关系所在企业负责。
第四十三条 参加工伤保险的企业，经法院宣布破产时，应将工伤职工平均寿命内所需的各项费用，一次性转给社会保险机构或接收单位。
第四十四条 职工因工负伤或患职业病医疗期内，企业不得解除合同。
对从事有职业危害作业的职工，劳动关系终止、解除或者转换工作单位时，应当进行职业性健康检查。发现患有职业病的，由原工作单位负责工伤保险的处理工作，在新单位发现患有职业病的，由新单位负责工伤保险处理工作。
第四十五条 企业必须在本规定实施之月内到社会保险公司办理工伤保险登记手续；新开办的企业，必须于领取营业执照后的二个月内到社会保险公司办理登记手续。
第四十六条 职工因工死亡后10日内，家属应当办完丧葬事宜。无正当理由逾期办理的，其费用家属自理。负责工亡处理的家属及亲友代表最多不得超过5人，超过的费用由家属自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七条 企业违反本规定，拒绝参加工伤保险统筹，或者瞒报、少报、逾期不报工伤与职业病情况和少报工资总额的，由市劳动行政部门提出警告，限期改正；对限期内拒不改正的，可视其情节处以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并对企业法人代表处以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八条 企业未经社会保险机构同意，逾期不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按日征收缴费额1％的滞纳金并入工伤保险基金。
第四十九条 社会保险机构管理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条 对截留、平调、挪用工伤保险基金的，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由主管部门及监察部门根据情节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工伤职工及其亲属，在申报工伤和处理工伤保险待遇时，与用人单位发生争议的，按照劳动争议处理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十二条 工伤职工及工亡职工遗属或者企业，对劳动行政部门作出的工伤认定和工伤保险待遇支付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发布前发生的因工伤亡，其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抚恤金、丧葬费，均按原《办法》执行。
本办法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市劳动局负责解释。
第五十四条 本办法实施细则由市劳动局另行制定。
第五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0年11月1日起施行。《沈阳市企业职工工伤保险暂行办法》（沈阳市人民政府1993年第3号令）、《＜沈阳市企业职工工伤保险暂行办法＞的补充规定》（沈政发〔1994〕27号）即行废止。

附：工伤保险费缴纳标准表

分 类 行 业 标准（%）
1 商业、服务业、物资贸易业 0.2
2 计算机、供销社 0.3
3 自来水、纺织业、农垦业 0.4
4 轻工业 0.5
5 煤气、农机、金杯、电子 0.6
6 石油、化工业 0.7
7 制药业 0.8
8 粮食、冶金业、机械 0.9
9 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房产、城市建设业 0.9
10 建材生产（耐酸材料生产） 1.3
11 煤矿 2.1


2000年9月13日
论我国刑事庭审方式

2000年12月18日 13:42 作者：龙宗智 来源：京,中国法学

1996年刑诉法确立了一种新的庭审方式，这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原庭审程序的轨道，而同时又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实行职权主义、当事人主义或混合制庭审模式国家的做法有明显区别。研究这种庭审制度的基本构架，摸索适合我国特有的这种庭审方式的操作方法与运行规则，是一个全新的、具有相当难度的课题。从诉讼法理上看，“对簿公堂”的法庭审判活动，是诉讼形态最完整的体现，这种活动将对侦查、起诉的有效性作出结论性评断并最终决定诉讼的命运，因此应当是诉讼活动的中心和重心。不过，在体制运行实践中，可能由于制度和操作的原因，使审前阶段的活动以及庭下和庭后活动对诉讼发生决定性影响而使庭审程序“虚置”，新刑诉法为解决这一问题作了重大努力，在相当程度上为法庭审判的实质化提供了制度资源。庭审的实质化趋向，使得对庭审方式的研究具有了较之过去大得多的意义。这种研究的意义还在于，新刑事诉讼法就庭审问题的制度设置为整体上的制度协调以及微观意义的制度填充留下了较大的活动空间，而且新的诉讼体制，尤其是庭审方式在近两年的试运转和初步运转的实践表明，最难把握和操作，问题最多也最难解决的，应当说是庭审制度与程序问题。可以说，新体制下的庭审环节，是各种矛盾和冲突的集中体现，研究这些矛盾和冲突，研究整体上的制度协调和微观意义的制度填充，对新的刑事诉讼体制的完善和有效运行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庭审制度的中国特色及模式界定

新刑诉法对庭审方式的改革，集中表现在重新配置控、辩、审职能，改变过去由法官直接调查证据的方式，确定了控辩双方向法院举证，同时不排除法官调查权的庭审方式。并围绕这一变革，修改了法院在庭审前作实体性审查的程序。新的刑事庭审方式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庭审方式，它即具备当事人主义诉讼的某些形式特征，又不乏职权主义的技术性因素，同时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我国这种新的庭审方式的特殊性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庭前程序的特殊性。突出表现在庭前程序未贯彻排除预断原则，既非原来制度中的庭前实体审，又不是作为对抗制诉讼必要组成部分的程序审，而是独特的以程序审为主，不排除实体审的庭前审查方式。

新刑诉法通过后，有不少人称新庭审方式中的庭前审查是程序审，理由是依据刑诉法第150条， 法官只需审查起诉案件符合审判的形式要件，就可开庭审判。但问题在于：案件移送方式并非起诉状一本主义，检察机关在移送证人名单、证据目录的同时，还须移送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者照片。这显然未贯彻排除预断原则，法官具备在庭前作某种程度实体审的条件与可能。也就是说，法官庭前审查的内容及处理方式本身就不得不使法官超越形式而关注实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即我国刑诉法并未设置专门的“预审”程序，也未设置与庭审法官完全分开的预审法官（用以解决起诉审查、证据准入、证据开示等问题），由主审法官直接进行庭前起诉审查，在目前的起诉方式下，势必要关心案件的实质性内容。再从司法实务看，法官为了把握庭审，普遍在庭前认真研读主要证据，从而难以完全避免庭前预断。

第二、庭审程序的特殊性。表现之一是独特的庭审阶段和庭审程序设置。从国际上看，除了开庭后的调查身份、宣布权利等前期活动外，就“实质性”庭审活动，大陆法系国家的职权主义诉讼大体采用“两段式”。我国原刑事庭审即采用此种方式。英美等国的当事人主义庭审则不同，其庭审阶段在多数情况下可简单概括为“三段式”。我国新刑诉法对庭审的推进和阶段划分采取了一种既不同于大陆又不同于英美的独特的做法：“实质性”庭审活动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开始，然后直接进行证据调查，包括：（1）被告人、 被害人对案情作出陈述并由公诉人、被害人、辩护人及审判人员向被告发问；（2）公诉人、当事人、 辩护人、审判人员对证人发问；（3）出示物证、 书证和各种笔录等证据；（4）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 代理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可以相互辩论。审判长宣布辩论终结后，被告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从上述程序大致可以看出：其一，新庭审虽借鉴了控辩双方举证调查方式，但对开庭陈述刑诉法未作明确规定：其二，根据新刑诉法，辩论活动可以在庭审调查中随时进行，而且除证据调查中随时进行的辩论外，在举证完毕后还有一个相对独立的辩论阶段，既所谓调查中的“小辩论”和辩论阶段的“大辩论”；由引可见，我国采取的既非大陆国家的“两段式”，又非英美的“三段式”，而是一种兼及两类的较为独特的阶段和程序规定。

表现之二，是庭审中法官职权主义因素与对抗制因素的共存及独特的混合。为了加强诉讼的公正性和审判性，此次刑诉法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类似对抗制的证据调查方式，以控辩举证为主代替了法官包办证据调查，因此已具有了对抗制庭审的某些基本特征。但与此同时，为了保证诉讼的效率和有利于寻求案件的客观真实，又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职权主义即非对抗制的因素。突出表现在法官不是消极的听证，他在必要时也可以依职权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调查证据。

两种因素的共存似乎是现代庭审改革的一个方向。但我国新的庭审方式“混合”二者的方式较为独特。它突出表现在法官的调查职权强大而且缺乏限制，法官仍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包揽举证尤其是代替控辩双方对证人进行询问，这种情况在一些刑事审判实践中已表现得十分明显。而且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8条的规定，法官具有庭外调查的职权，这种庭外调查核实相对于庭审无疑是一种补充性的调查，一般是在某一事实对裁决具有实质上的意义而在不确定之中，或者双方对某一事实的举证明显相互排斥而当庭一时无法判断其真伪时，这一权力才由法官予以行使。然而，法官调查由庭内延伸至庭外，而且这种调查核实不受控辩双方意志的制约，也未规定控辩双方在场和参与，却是实行当事人主义的控辩举证制度的其他国家一般不具有的。这种做法固然具有可能进一步查清实体真实之利，但由此而取得的证据是否需要出示？如何在法庭出示？需不需要质证和怎样质证？一系列问题难以合理解决。

第三、诉讼主体权利义务的特殊性。在我国新的庭审制度中，被告人、被害人、检察官等诉讼主体享有特殊的权利义务并因此而具有特别的法律地位。

首先是被告人的双重诉讼地位。双重诉讼地位，是指被告人在诉讼中既为诉讼主体又是诉讼客体。作为诉讼主体，他享有以辩护权为核心的一系列诉讼权利，并以此与控诉方作诉讼对抗。但在我国刑诉法中，被告人口供是一种重要的证据来源。根据新刑诉法的规定，侦查活动中，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在庭审中，有讯问被告人的专门程序，在此，也未赋予被告人保持沉默的权利。这一程序中，被告人作为讯问调查的对象，在这一意义上而成为诉讼客体。

英美刑事诉讼中，肯定公民“不自证其罪”的权利。除非当事人自愿放弃，对事涉本人的犯罪调查“有权保持沉默”。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为了维系当事人对抗的平等诉讼结构。在现代职权主义诉讼中，也普遍认可被告人的“沉默权”，尤其是在审判阶段的沉默权，甚至一般不允许法官和陪审团从被告人的保持沉默推导出对被告不利的结论。我国刑诉法不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主要是基于打击犯罪的需要。应当说我国刑诉法就被告供述义务的考虑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否认，这种规定对查明案件情况是有利的，尤其考虑到我国司法资源有限，刑事侦查的技术能力不强，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将破案和定罪放在口供上。但其弊端也比较明显，除了容易导致“口供主义”，发生侵权现象外，还突出表现在常常出现“老实供述定罪”、“奸滑不供无罪”这样的司法悖论。而且被告人在庭审中的客体化，使诉讼的结构难以维持其平衡。

其次是被害人的当事人化。从一般法理上看，公诉案件因公诉人代表国家支持公诉，实际成为公诉案件的“当事者”，被害人不具有诉讼当事人地位。但此次刑诉法修改，将被害人确立为公诉案件诉讼当事人，赋予其相应的权利义务，这是一个重大的制度修改。在法庭审判中，被害人享有讯问被告、询问证人、调查其他证据并要求法庭调取新的证据以及在庭审时发表意见并进行辩论等当事人权利。实际上诉讼权利与被告人基本对等，同时因刑诉法没有规定控辩双方对被害人的质证，因此其诉讼义务少于被告人。被害人的当事人化，直接影响诉讼的格局。使两造对抗、法官听讼的“三方组合”的传统结构因被害人作为诉讼一方的锲入而为之改变。这可能有利于对被害人个体利益的保护，但增加了诉讼量，延长了诉讼时间，同时增大了法官主持审判的难度。

再次是检察官法律地位的特殊性。新刑诉法进一步强化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已确立为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虽然这种监督不是任意性的，其内容和方式必须遵循法律的规定，然而作为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它是贯穿于刑事诉讼始终的，不存在一个不允许监督的真空或禁区。庭审活动亦同，刑诉法虽然废止了当庭监督的规定，但该法第169条仍然规定， “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据此，检察院具有对庭审活动实施监督的职责和权力，虽然监督的主体是检察院而不是公诉人，提出的对象是法院而不是合议庭，但出庭的公诉人在不违背规定情况下不能不负有特定的监督职责，也就是注视法庭的审判活动是否有违法行为，从而为本院的监督提供依据。否则，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的监督就无法实施，无从谈起。可见，在新的庭审制度中，检察官仍有较为特殊的法律地位。

第四、审决机制的特殊性。突出表现在审判法官及合议庭的裁决权仍然受到审判委员会甚至法院行政首长的制约。现代刑事诉讼的公开性和公正性要求直接参与审判听证的法官和其他裁决者对审判案件作出裁决，为此，在司法制度上确立了法官独立的原则，在审判程序上肯定直接原则和言词诉讼原则，在证据制度上实行自由心证。然而，由于受法官素质、法院体制等限制以及服从政策一致性的要求，为慎重处理某些案件尤其是重大疑难案件，刑诉法规定：“对于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这明确体现了院长、审判委员会对合议庭行使审判权的制约和监督关系。而宪法规定的法院独立而非法官独立的原则，为这种特殊的审决机制提供了法理基础。

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主要根据合议庭的汇报进行，因此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间接审理制。由于离开案件的直接审理，尤其是考虑到审委会成员虽然一般说来有更丰富的经验并属法院之精英，但仍然只具有一种有限的理性能力，未经直接审判而凭报告和某些书面材料的审阅即作裁判，也可能会有失于悖、有失于偏。

通过以上对我国庭审制度特点的分析，我们可产生两点评价性看法：

其一，我国目前的庭审方式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混合式庭审方法。它是中国传统和固有的制度因素、（注：我认为这种传统和固有的制度因素，就其主要部分而言，可称为超职权主义。如被告人的如实供述，检察官的特殊地位以及庭审中的其他一些非对等性程序设计和允许书面证言使用等规定，已经超过现代职权主义的要求，而属我国特有的强化国家职权运用的制度。因为现代职权主义仍要求形式上的控辩平等和手段对等以及贯彻言词诉讼和质证原则等。）现代职权主义以及当事人主义三大要素的揉合。目前制度改革的走向是较多的吸收和借鉴了当事人主义，但还不能将其简单地归类于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结构，而应当看到与其有重大区别。我们只是借鉴当事人主义的某些技术性设置，由于保留了对实体真实的顽强追求，职权主义甚至超职权主义的因素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与日本刑事诉讼借鉴当事人主义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在我国，目前对当事人主义的借鉴远未达到日本的程度。例如，最重要的诉讼当事人——被告人，其诉讼地位的两重性使其尚未实现真正的“当事人化”，而检察官的特殊地位也使其难以被命之为诉讼“当事人”，法官依职权且超越当事人主义的法官角色概念而调查证据还是十分普遍和重要的；而正当程序理念与当事人处分原则没有贯彻。

其二，上述三种因素虽经揉合仍具有机制性冲突，目前庭审模式还具有过渡性及相当程度的需改善性。刑诉制度与任何一项法律制度有效运行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应当实现机制统一，线条流畅。修改刑诉法，无论是当事人主义为基本走向还是坚持以职权主义为特征的固有传统，都要注意其“技术合理性”，实现诉讼机制的协调统一。然而，新制度仍然存在机制冲突问题。这种冲突表现在所谓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矛盾。具体体现于具有对抗制特征的庭审方式与职权主义的侦查起诉方式的冲突，以及庭审中的对抗制因素与保留的职权主义甚至超职权主义因素产生的矛盾。

例如，对抗制诉讼模式，虽然肯定辩护律师为“诉讼主体”，但就基本法律关系而言，是以被告人为“实质主体”，因此，在对抗制诉讼结构中，不会有强制性的“讯问被告人”一说。因为这与被告人作为一方实质主体的地位相悖。新法律在采用具有对抗制特征的庭审方式的同时，却仍然保留“讯问被告人”的制度，而且由于改法官主问为公诉人主问，在被讯问人不享有沉默权的情况下，对抗制的平等精神在这里已不复存在。同时，审判方式与侦查方式也存在矛盾。我国的刑事侦查，不采取“弹劾制”侦查观，而是比较典型的强调侦查机关权力运用的审问式甚至超审问式模式，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有很大的权力，包括可以直接决定对嫌疑人作较长时间的拘留，不需司法令状而直接实施搜查、扣押、邮检等强制性侦查手段。在这些问题上不采取“司法令状主义”，可以称之为“侦查便宜主义”。不过由于律师介入的提前，这种“单方侦查”状况有某些改变，但仍不能改变侦查权十分强大而且缺乏控制与辩护权弱小的基本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在审判阶段控辩双方平等地进行诉讼对抗很不现实。

在出现机制性冲突的同时，新的庭审制度中某些技术性设置还不尽合理，存在庭前程序薄弱、作证制度不健全，以及技术性规则缺乏等问题，（注：参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新的刑事诉讼运行机制评述》，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1997年第1期。） 这就不可避免地使目前的庭审方式带有一定的过渡性和需完善性。也就是说，为了内在机制的统一协调，以保障制度的有效运作以及保证法律所欲保障的利益得到较好的实现，它将面临新的发展变化。笔者认为有两个可能：一是为了有效控制犯罪而使审判制度回到或者在实际上保持职权主义类型；二是进一步改革庭审方式，完善配套制度。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各方面条件的具备，庭审方式改革的推进可能会走进一步借鉴对抗制诉讼的某些技术设置的道路，这也将会使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与刑事司法的一般性国际标准日趋一致起来。

二、新庭审方式的生存困境及运行效应

我国目前庭审模式的形成有理性设计、传统惯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根据法制必须适合一定的社会状况的原理，这一模式的形成和功能发挥以及今后的发展不能不受到我国刑事诉讼实际条件的限制。这些限制性条件主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