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


国务院务关于高级专家离休退休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1983年9月12日，国务院

（注解：一九八六年二月十八日国务院对该规定做了补充规定：
凡建国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一九八六年已满六十周岁，并于一九八三年九月一日前已获得相当于副教授以上职称的老科学家、老教授、老专家（含建国前在国外工作，建国后回国的），在他们退休后，仍可保留原已获得的称号，他们的退休费按其原工资额的百分之百发给．对于过去已经办了退休手续、符合上述条件的，也同样对待；领取原工资额的百分之百退休费的时间，自一九八六年二月起计算．
这里所说“一九八三年九月一日前已获得相当于副教授以上职称的”，系指《国务院关于高级专家离休退休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第一条规定的范围，并包括一九八三年九月一日前经过职称评定组织评定了副教授以上职称并已上报到有关部门“待批”或“待授”的人员．
为了充分发挥高级专家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多作贡献，并有利于新生力量的成长和队伍的更新，特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高级专家，系指：正副教授、正副研究员、高级工程师、高级农艺师、正副主任医师、正副编审、正副译审、正副研究馆员、高级经济师、高级统计师、高级会计师、特级记者、高级记者、高级工艺美术师，以及文艺六级以上的专家．
第二条 高级专家离休退休年龄，一般应按国家统一规定执行．对其中少数高级专家，确因工作需要，身体能够坚持正常工作，征得本人同意，经下述机关批准，其离休退休年龄可以适当延长：
副教授、副研究员以及相当这一级职称的高级专家，经所在单位报请上一级主管机关批准，可以适当延长离休退休年龄，但最长不超过六十五周岁；
教授、研究员以及相当这一级职称的高级专家，经所在单位报请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或中央、国家机关的部委批准，可以延长离休退休年龄，但最长不超过七十周岁；

学术上造诣高深、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杰出高级专家，经国务院批准，可以暂缓离休退休，继续从事研究或著述工作．
第三条 延长离休退休年龄的高级专家中，担任行政领导职务或管理职务的，在达到国家统一规定的离休退休年龄时，应当免去其行政领导职务或管理职务，使他们集中精力继续从事科学技术或文化艺术等工作．特殊情况经过任免机关批准的除外．
第四条 高级专家离休退休的待遇，按国家统一规定办理．符合以下情况的，退休费标准可以适当提高：
（一）有重大贡献的高级专家，经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或中央、国家机关的部委批准，其退休费标准可以酌情提高5％－15％．提高标准后的退休费，不得超过本人原标准工资．
（二）建国后从国外或者从香港、澳门、台湾回来定居工作的高级专家，其退休费均按建国后参加革命工作退休干部的最高标准发给．其中有重大贡献的，再按本条（一）项规定提高退休费．
第五条 高级专家离休退休后，如身体尚好，可以接受部门或单位的聘请，担任科学技术或文化艺术顾问，也可以直接承担业务工作．聘请离休退休高级专家应签订聘请合同，聘请条件和受聘人员待遇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六条 各单位和各部门要认真执行国务院关于干部离休退休后政治、生活待遇的有关规定，对离休退休的高级专家应体贴关怀，热情爱护；要积极主动地帮助他们继续进行科学研究、资料整理、著书立说等工作，为他们的业务活动提供必要的方便．
第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本规定发布以前，已经离休退休的高级专家，不再复职．
第八条 本规定由劳动人事部负责解释．


少年司法保护的原则

刘亮


　　少年司法制度是根据少年的生理、心理特征，以保护少年为出发点，在审理、处理和矫治少年违法犯罪案件上实行区别于普通司法制度并着力使少年在未来建康成长为目标的一种专门司法制度。20世纪以来，少年犯罪问题逐渐演化为一个严重的国际性社会问题成为世界公害之一，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许多国家为了预防、控制和减少少年犯罪，逐步建立起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
　　一、少年司法保护的现状
　　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特定群体的儿童逐渐成为家庭和社会的核心。以18周岁作为儿童年龄的上限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第一条规定：儿童系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除非对其适用之法律规定成年年龄低于18岁。其他国际公约，如《保护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确定准许使用未成年人为拔矿工或司炉工的最低年龄公约》、《关于禁止和立即行动消除最有害的童工形式公约》等，以及许多国家的立法，都规定18岁以下为儿童。我国未成年人的年龄范围恰恰与这种界定相吻合。
　　在中国，由于家长制的传统从氏族、家族和家庭生活之中起端，而后延展到封建国家体制中，家长制观念作为一种文化传统，长期影响着我国思想界、文化界和司法界对儿童的定位。儿童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历来都是至于附属和“未来”的位置上考虑，没把儿童放在应有的权利主体位置上。然而，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儿童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严重问题，其权利的维护可谓举步维艰。同样在中国社会中儿童权利的保护状况也不容乐观，虽然我国加入了《儿童权利公约》，但是实践中对儿童权利的保护仍是被大部分人所忽视的。从很多社会现象中我们能看到儿童权利是得不到保护的。
　　少年法庭的建立宣告了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因为特定的历史背景、法律依据等因素的考虑，当时的少年法庭实质只是附设于普通法院下的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少年法庭的出现，以其办案的实际效果，雄辩的证明了少年法庭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引起了司法界的重视，并获得了社会的认可和欢迎。
　　但是，我国的少年司法保护还存在着一系列不完善的问题，没有形成独立于传统司法的少年法律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少年司法保护部分也仅在该法第五章部分的十条内容予以说明。实践中也体现出来了它的不完善之处：我国少年法庭目前管辖的刑事案件主要是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案件，关于少年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不是由少年法庭管辖；我国的少年司法机构主要有公安、检察院、少年法庭、未成年人管教所、社会帮教机构，对于家庭、社区在少年司法保护方面应发挥的作用也只是试验阶段；在我国，目前除法院有专门审理少年刑事案件的少年庭外，公安机关和检察院还未有专门人员承担少年案件，即没有少年警察和少年检察官，虽然我们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此做出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未做到真正落实；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少年权益保护的规定少且缺乏可操作性，道德、号召性的条款多，缺乏法律责任方面的规定，而这恰恰给了司法者过多的自由裁量权，这对于未成年人的矫治教育和权利保护是不利的。工读教育、收容教育、劳动教养、治安管理处罚等非刑罚处罚措施的规定笼统而概括，可操作性差，而对于未成年人的违法行为和不良行为的处置则根本没有统一的规定，且处罚机关复杂，易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于少年司法保护目标的实现。
　　二、少年司法保护的基本原则
　　（一）少年权益最大化原则
　　最大利益原则是具有本源性的、全面指导性的一项原则。最大利益就是将儿童的利益最大化，包括国家在制定各项政策、处理实际儿童事务中，均应以儿童的利益作为优先考虑。从立法的角度上来看，最大利益条款是保护儿童的权力的纲领性条款；从运用上来看，最大利益原则被理解为处理儿童事物的准则；从原则的意义和蕴含上来看，它蕴含着将儿童视为拥有权利的个体的理念。 把儿童的最大利益放在首要考虑的地位。不仅要在处理有关儿童的一切事务中优先考虑儿童的最大利益，在制定国家政策、社会政策也要优先考虑儿童的最大利益，优先考虑儿童的最大利益在涉及到儿童的事务中保护儿童的利益具有全面的指导意义。
　　（二）少年权益保护优先原则
　　人们在保护儿童权利观念方面的落后，是阻碍完善儿童立法的重要因素，这种表现主要有：
　　1．把儿童立法等同于儿童犯罪的法律。不少学者认为，儿童立法就是为了对付儿童犯罪，治理和预防儿童犯罪。完全忽视最为弱势群体的儿童，其权利需要予以特别保护的特殊性。我们应该确立起儿童法律就是保护儿童权利的法律的观念，即使是治理儿童犯罪的法律，也不是为了惩罚、报应儿童，而是为了“教育、感化、挽救”儿童。犯罪儿童其实也是受害者，我们应该努力创造条件，让失足儿童回归社会。
　　2．把儿童当作真正的权利主体而不是仅仅作为法律保护的客体，贯彻“儿童权益保护优先”的原则，树立“实现儿童权利就是谋求全人类的最高利益”的观念。以以往人们不注意倾听儿童的声音和了解儿童的需要，往往以保护儿童的名义侵犯儿童的权利。应该切实保障儿童享有关系到自身利益的参与权。正由于少年生理、心理、认知能力还不够成熟，容易受外界诱导等原因，所以反而论之，其塑造性也很强，如果能以少年权益保护优先这样观念的指导，那么会实现让他们向着健康向上的方向发展。当然对一些有不良行为、违法行为、犯罪行为的少年也应同样适用。“少年权益保护优先”原则，无疑是摒弃了那些落后的观念，真正站在少年的角度而非“成人社会”的角度来为儿童立法作指引。在该原则的指导下，才能矫正社会对少年权利保护的错误认识，才能让少年立法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在上述二原则的指导下，走少年司法一体化模式是必然选择。但是这必须由我国的具体国情来决定的，实践中我国是通过局部的、分散的试点工作，正式与非正式、官方和非官方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广泛的和长期的司法探索，向少年司法制度的完善目标前进。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