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哈尔滨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令第1号　1997年1月30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黑龙江省城市建设动迁管理条例》和国家、省住房制度改革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进行城市建设或者政府为解决危房棚户区居民住房，需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引起的搬迁、安置、补偿等拆迁事宜，均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拆迁人，是指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建设单位或者市、区人民政府指定的单位。
　　本办法所称被拆迁人，是指持有合法产权证照或者依法批准建设的被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人（含代管人、国家授权的国有房屋及其附属物的管理人）和持有合法使用证照的被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的使用人。


　　第四条　城市房屋拆迁必须符合城市规划，有利于城市旧区改建和土地净地出让的原则。


　　第五条　拆迁人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和安置；被拆迁人应当服从城市建设需要，在规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


　　第六条　市房产管理部门是城市房屋拆迁的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拆迁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市拆迁行政主管部门下设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拆迁办），负责发布房屋拆迁通告、公告、核发房屋拆迁资格证书、房屋拆迁许可证，受市拆迁行政主管部门委托查处违反办法的行为等城市房屋拆迁日常管理工作。
　　区人民政论下设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区拆迁办），负责依据本办法管理辖区内城市房屋拆迁日常工作。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办法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市城市综合开发中心贡责房屋拆迁的组织工作。
　　市规划、土地、公安、工商等有关部门，应当依据各自职责，协助做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工作。

第二章　拆迁管理一般规定





　　第七条　市、区人民政府组织统一拆迁工作。
　　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市城市综合开发中心组织取得市拆迁办核发的房屋拆迁资格证书的单位统一拆迁。


　　第八条　拟进行房屋拆迁的单位在取得用地批准书和规划部门确定的拆迁范围文件后，可申请市拆迁办在拟拆迁地段发布通告。
　　自通告发布之日起，在拆迁范围内，不准新建、扩建、翻建、改建、装修房屋及其附属物，不准改变房屋用途，不准进行房产交易、互换、借用、析产、赠与、租赁、典当、抵押、调配。


　　第九条　通告发布后，市拆迁办应当通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停止核发拆迁范围内营业执照；通知市公安部门停止办理向拆迁范围内迁入居民户口或居民分户。因出行、军人复转退、婚嫁等确需入户的，经市公安或者民政部门批准后，方可办理。


　　第十条　建设单位需要拆迁房屋，应当向拆迁房屋所在区拆迁办提出申请，经区拆迁办审核，报市拆迁办批准，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后，方可拆迁。
　　政府组织统一拆迁的，由市、区人民政府指定的单位，向市拆迁办提出申请，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后，方可拆迁。


　　第十一条　申请办理房屋拆迁许可证，应当提交下列证明文件和资料：
　　（一）建设计划、投资指标、建设规划和建设用地审批文件；
　　（二）拆迁安置费用全部到位的证明、建设项目资金百分之三十到位的证明和其余部分建设资金来源证明；
　　（三）经市规划部门批准的安置用房位置图；
　　（四）拆除房屋产权注销登记通知；
　　（五）拆迁方案。


　　第十二条　拆迁人与市城市综合开发中心应当签订委托拆迁安置协议书，并按规定标准向市城市综合开发中心交纳安置建设、工程配套、补助、补偿和委托拆迁费用，由市城市综合开发中心组织拆迁承办单位实施拆迁。
　　市拆迁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区迁办，不准接受拆迁委托。


　　第十三条　房屋拆迁许可证发放后，由市拆迁办向拆迁范围内的被拆迁人发布房屋拆迁公告，公布拆迁人，拆迁承办单位、拆迁范围、搬迁期限、进户时间等；拆迁房屋所在区拆迁办和拆迁承办单位，负责向被拆迁人宣传拆迁有关规定和制度。


　　第十四条　拆迁人或者拆迁承办单位应当按房屋拆迁许可证的规定拆迁，不准擅自改变拆迁范围或拆迁期限。


　　第十五条　拆迁人或者拆迁承办单位与被拆迁人应当按本办法规定，在搬迁期限内就安置地点、安置面积、补偿办法、进户时间、有关费用发放以及违约责任等项内容签订书面协议。个别被拆迁人不能在搬迁期限内签订协议的，被拆迁人应当先搬迁，后补签协议。
　　补偿、安置协议签订后，可以向公证机关办理公证。


　　第十六条　拆迁人或者拆迁承办单位与被拆迁人按本办法第十五条一款达不成协议的，可向市拆迁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裁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在接到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拆。
　　在诉讼期间，拆迁人或者拆迁承办单位已对被拆迁人作了安置或者提供临迁用户，不停止搬迁的执行。


　　第十七条　被拆迁人超过规定的搬迁期限无正当理由拒绝搬迁的，由区人民政府作出责令限期搬迁的决定，逾期不搬迁的，由区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搬迁，或者由区拆迁办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搬迁。
　　拆迁人或者拆迁承办单位不得擅自对被拆迁人实施强制搬迁。


　　第十八条　在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拆迁人或者拆迁承办单位不准对未搬迁的被拆迁人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气，不准拆扒未搬迁的被拆迁人的房屋。
　　被拆迁人不准借故拖延搬迁阻碍建设、辱骂殴打拆迁工作人员、妨碍拆迁工作人员执行公务，不准强占住房。


　　第十九条　对被拆迁人安置的新房，应当符合建筑设计规范，不得设计、建设无采光的居室、厨房或楼梯间。
　　拆迁人或者拆迁承办单位用于安置被拆迁人的新房，不符合前款规定的，应当予以调换。


　　第二十条　拆迁承办单位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应当经市拆迁办统一培训，持证上岗。


　　第二十一条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费，由市拆迁办按有关规定收取。

第三章　拆迁安置





　　第二十二条　拆迁人对应当安置的被拆除房屋使用人，依照本办法规定给予安置。
　　被拆除住宅房屋使用人，是指在拆迁范围内具有正式户口和合法产权、使用证照的公民；被拆除非住宅房屋使用人，是指在拆迁范围内有合法产权、使用证照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属于从事生产或者经营的，还应当有营业执照。


　　第二十三条　对被拆除房屋使用人的安置地点，根据城市规划对建设地区的要求和建设工程的性质，按照有利于实施城市规划和城市旧区改建的原则确定。
　　鼓励城市旧区住宅房屋使用人易地到新区安置。


　　第二十四条　对被拆除住宅房屋使用人安置新房时，由拆迁人或者市城市综合开发中心按单元立体提供安置房源，由区拆迁办组织被拆迁人公开自选房号。


　　第二十五条　对被拆除住宅房屋使用人，原房屋使用面积，以承租证或者产权证标明的使用面积为准，未标明使用面积的，以实际测量的使用面积为准。


　　第二十六条　对被拆除住宅房屋使用人安置的新房，按原房屋使用面积就近上靠标准户型。最小标准户型使用面积32平方米，每增加使用面积8平方米为一个档次。标准户型原则上是：一室半户，使用面积32平方米；二室户，使用面积40平方米，二室半户，使用面积48平方米；三室户，使用面积56平方米。


　　第二十七条　危房棚户区改造和市政公用工程以及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公益事业重点建设工程，需拆除房屋的，应当按城市规划要求，对被拆迁人易地安置。
　　按本条前款规定安置的被拆除住宅房屋使用人，应当按住宅建设成本价格购买全部产权。政府指定的单位应当按原房屋使用面积予以补贴。使用人家庭成员中职工所在单位也应当予以资助。


　　第二十八条　除本办法第二十七条一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建设工程，需要拆除房屋的，应当按城市规划要求对被拆迁人进行安置。
　　对被拆除的住宅房屋使用人易地安置的，由其按住宅建设成本价格购买全部产权。拆迁人应当按原房屋使用面积予以补贴，并予以资助。安置被拆除住宅房屋使用人用户的其他建设费用，由拆迁人承担。
　　建设工程有住宅时，被拆除住宅房屋使用人要求就地安置的，其原房屋面积部分按住宅建设综合价格购买，超过原房屋面积部分按该地段商品房价格购买，给予全部产权。


　　第二十九条　用于易地安置区域内的被拆迁人，就地安置。被拆除住宅房屋使用人应当按住宅建设成本价格购买全部产权。补贴和资助事宜按本办法第二十七条二款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在自有生活区建设住宅，拆迁人可根据城市规划要求对被拆迁人就地安置。被拆除住宅房屋使用人应当按住宅建设成本价格购买全部产权，拆迁人应当按本办法第二十八条二款规定予以补贴和资助。


　　第三十一条　对被拆除住宅房屋使用人补贴、资助标准和资助范围，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公布。
　　住宅建设成本价格、综合价格和商品房价格，由市物价部门和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公布。


　　第三十二条　对被拆除住宅房屋使用人安置的新房，按使用面积换算成建筑面积购买产权。使用面积与建筑面积换算系数为1．5。购房款由被拆除住宅房屋使用人交纳。


　　第三十三条　被拆除住宅房屋使用人无力购房的，经市、区人民政府指定的单位同意，并到市拆迁行政主管部门办理互换手续后，可与拆迁地段外有能力交纳购房款的房屋使用人互换房屋。没有条件互换房屋的，经市、区人民政府指定的单位同意，由拆迁人按原房屋使用面积易地安置，实行新房新租。


　　第三十四条　对被拆除非住宅房屋使用人安置的新房，按原房屋建筑面积安置。
　　被拆除非住宅房屋使用人原房屋店宅合一的，按下列规定安置：
　　（一）要求安置营业用房的，按原房屋使用面积和城市规划要求安置；
　　（二）要求安置住宅的，按本办法安置住宅房屋的规定安置。


　　第三十五条　安置被拆除非住宅房屋使用人的新房根据城市规划需要迁建的，由拆迁人负责迁建或者拨给相应的资金和材料，由被拆迁人自行迁建。


　　第三十六条　对居住的无照房屋，可以按原房屋实测的使用面积七折计算。


　　第三十七条　从城市区位较好地段迁入区位较差地段购房安置的，对被拆除房屋使用人，以补贴标准为基数，按下列规定给予区效益差价和移距离补偿：
　　（一）区位效益差价补偿，每降低一个区位类别，增加补偿15％；
　　（二）移位距离补偿，1公里以上的移位距离，每增加2公里，增加补偿5％。


　　第三十八条　对被拆除住宅房屋使用人安置的新房，产生面积差时，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新房使用面积超出应安置面积0．5平方米以上的，超出的使用面积，换算成建筑面积，被拆迁人应当按住宅建设成本价的50％购买；
　　（二）新房使用面积比应安置面积少0．5平方米以上的，换算成建筑面积，由售房单位按向被拆迁人售房价格的1．5倍给被拆迁人退款。
　　对被拆除非住宅房屋使用人安置的非住宅房屋，产生面积差时，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应当按商品房价格结算。


　　第三十九条　被拆除住宅房屋使用人临迁用房以自行解决为主。自行解决确有困难的，由家庭成员中职工所在工作单位协助解决。


　　第四十条　被拆除住宅房屋使用人，自搬迁之日起至通知进户时止，为临迁期。在临迁期内，由拆迁人按原房屋使用面积每平方米每月发给8元临迁补助费。临迁期超过18个月的从逾期之月起，由市城市综合开发中心按原房屋使用面积每平方米每月发给16元临迁补助费。


　　第四十一条　被拆除住宅房屋使用人搬迁，由拆迁人发给搬迁费。属一次性安置的，发给每户搬迁费200元，属临迁安置的，发给每户搬迁费400元。


　　第四十二条　被拆除住宅房屋使用人临迁用房由职工所在工作单位安置的，临迁补助费发给职工所在工作单位；由拆迁人安置的，不发给临迁补助费。


　　第四十三条　被拆除非住宅房屋使用人自行解决临迁用房的，由拆迁人按原房屋的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50元计发一次性临迁补助费；由拆迁人帮助解决临迁用房的，不发临迁补助费。
　　被拆除非住宅房屋使用人，迁往临迁地点生产、营业的，在搬迁期间造成停产、停业的经济损失，由拆迁人按被拆迁人实有在岗职工，发给每人一次性补助费100元。
　　被拆除非住宅房屋使用人，在在临迁期内无法进行生产或者营业的，由拆迁人依据市统计部门发布的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额的80％，按拆迁前一个月被拆迁人在册实有职工人数（含离、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发给生活补助费；并由拆迁人依照被迁人上年度应纳税所得额的30％予以一次性补偿。
　　被拆除非住宅房屋使用人因机器搬迁、拆装发生的费用，由拆迁人按国家规定的货物运输和设备拆装价格付给一次性补助费。


　　第四十四条　拆迁人和市城市综合开发中心发放临迁补助费和生活补助费，自搬迁之日起每6个月发放一次，在进户前一次结清。

第四章　拆迁补偿





　　第四十五条　拆迁人对被拆除房屋所有人的补偿，实行产权调换、作价补偿或者产权调换与作价补偿相结合的形式。
　　产权调换的面积按照所拆房屋的建筑面积计算。作价补偿的金额按照所拆房屋建筑面积的重置价格结合成新结算。
　　被拆除的房屋应当经市房产管理部门评估作价。


　　第四十六条　拆迁人拆除市直管公产房屋，应当按安置面积对房屋所有人实行产权调换，不结算差价。被拆除住宅房屋使用人按本办法规定购买产权的，拆迁人应当对房屋使用人按本办法规定购买产权的，视为购买直管公产房屋，收取的购房款纳入市房改资金和危房改造资金


　　第四十七条　拆迁人拆除其他单位所有房屋，应当作价补偿或者实行产权调换，结算差价；被拆除住宅房屋所有人作价补偿，收入纳入房改资金。


　　第四十八条　拆迁人拆除个人所有的住宅房屋，应当作价补偿。
　　个人所有住宅房屋出租的，所有人购买产权后，由所有人与承租人协商修改原租赁合同。


　　第四十九条　拆迁人拆除个人所有的非住宅房屋，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所有人要产权又要安置的，实行产权调换，按安置房屋的本体工程造价同原房重置价格结算结构差价；
　　（二）所有人不要产权要安置的，对原房作价补偿；
　　（三）所有人不要产权不要安的，对原房按市场交易价格收购；
　　（四）所有人对出租房屋要产权，使用人要安置的，对所有人按本条（一）项规定执行，并相应修改原租赁合同；
　　（五）所有人对出租房屋不要产权，使用人要安置的，对所有人按本条（二）项规定作价补偿，对使用人按本办法规定予以安置。规定作价补偿，对使用人按本办法规定予以安置。
　　本体工程造价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公布。


　　第五十条　在拆迁范围内决定拆除的房屋及其附属物，由拆迁承办单位组织拆除，未经拆迁承办单位同意，其它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拆除或损坏。
　　拆迁范围内的违章建筑或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及其附属物，所有人应当在搬迁期限内自行拆除，不予补偿；逾期不拆除的，由拆迁承办单位组织拆除，以料抵工。被拆迁人私建的门斗、棚厦、围墙、板障、禽舍、畜圈、菜窖等，自行处理，不予补偿。
　　被拆迁人在庭院内栽植树木，按有关规定处理。
　　对属于本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房屋，由拆迁承办单位组织拆除，不予补偿。


　　第五十一条　拆除市拆迁行政主管部门代管、无合法继承人或者产权不明的房屋，拆迁人应当会同市拆迁行政主管部门对被拆除房屋的现状拍录照片、详细记载。房屋档案、资料，由市拆迁行政主管部门保存。实行产权调换的房屋和作价补偿的价款，由市拆迁行政主管部门代管。


　　第五十二条　拆除有房产纠纷的房屋，在市拆迁办规定的搬迁期限内纠纷未解决的，由拆迁人提出补偿安置方案，报市拆迁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拆除。市拆迁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拆迁前组织拆迁人墩被拆除房屋作勘察记录，并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

第五章　拆迁中有关问题的处理





　　第五十三条　被拆迁人参与商定拆迁事宜，应当确定一人为全权代表。
　　被拆迁人占用一定生产、工作时间搬迁或者参加拆迁会议，经区拆迁办出具证明后，应当按出勤照发工资，不影响评比、奖励。


　　第五十四条　被拆迁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和被拆除住宅房屋使用人家庭成员中的职工所在工作单位，应当协助拆迁人或者拆迁承办单位做好临迁安置工作。


　　第五十五条　被拆迁人按规定参加公开自选房号，取得新房证明，并换发迁入证后，方准迁入新房。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五十六条　对认真执行本办法，在拆迁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给予表扬或者奖励。


　　第五十七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市拆迁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市拆迁办按下列规定处罚：
　　（一）违反本办法第七条二款、第十条、第十四条规定的，责令停止拆迁，赔偿经济损失，并处以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二款规定的，责令停止强制搬迁，并处以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一款规定的，责令恢复原状，赔偿经济损失，处以直接责任者和主管领导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二款规定强占住房的，责令退出强占住房，赔偿经济损失，并处以3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五）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的，责令停止拆迁，并处以拆迁承办单位主管领导和责任人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直至取消拆迁承办资格；
　　（六）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分配结果无效，责令重新分配；
　　（七）违反本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责令限期发放补助费，并处以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八）违反本办法第五十条一款规定的，责令停止拆除，陪偿经济损失，处以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八条　对违反本办法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九条　市拆迁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区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应当认真发行职责，严格执法，秉公办事，不准利用职权徇私舞弊。
　　违反本条前款规定的，由其所在工作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条　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执罚部门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十一条　罚款使用的收据和对罚款的处理，按国家和省规定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六十二条　本办法施行前已经批准拆迁地段的房屋拆迁安置和补偿等事宜，仍按原拆迁安置方面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十三条　本办法自1997年3月15日起施行。市人民政府1994年3月1日发布的《哈尔滨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中国律师“边缘化”之思考

吴 清 旺＃


一、 引言
中国律师个体乃至整个中国律师制度应处于何种地位？作为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制度处于社会中心抑或社会边缘，事关中国法制乃至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问题。二十一世纪不仅仅是网络、信息、知识等要素的简单堆积，也不仅仅是加入WTO融入全球经济共同体就大功告成，法制的完善、政治的民主、经济的繁荣乃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标志。法律要素绝非可有可无的工具或辅助品，法律人也不应处在社会的边缘。因为，二十一世纪不仅是经济繁荣的时代，更是社会民主、法制健全的时代。为此，律师应当是具有强大“交涉力”的社会治理力量，充分发挥作为社会权力制衡体系中的社会监督力量的功能，通过法律服务而成为民主与法制的捍卫者。然而，从中国律师业产生的那一天起，中国律师业就缺乏科学的定位，尤其是缺乏从律师业的制度功能上构建我国律师制度，致使中国律师业的发展呈“边缘化”的状态。鉴于此，为实现新世纪的法制目标，必须重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律师业。为此，笔者拟就此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二、中国律师“边缘化”
评价现行中国律师制度以及反思中国律师边缘化需从更广阔的历史和社会的视野切入。中国的律师制度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清朝末年，律师制度作为西方典章制度而被我国引进，这是清末修改法律运动的一个产物。当时的律师制度在立法和实践上完全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蔑视和批判六法全书及国民党其他一切反动的法律、法令的精神，以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的精神”，进行了建立新型律师制度的尝试。此时的律师制度事实上是以当时的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为模本的。其主要特点就是把律师纳入国家公职范围，律师统一在律师顾问处任职，而非私人开业或合伙开业。然而，律师制度并未被社会所接受，律师制度仍遭众多的非难和指责，如认为律师制度是资本主义所专有，律师的刑事辩护是丧失阶级立场、替坏人说话等。1957年“反右”斗争中，许多律师被打成右派，有的被判刑。律师制度因此而夭折。就直接而显著的原因讲，是当时特殊的政治气候和新的大一统社会格局所必然滋生的权力滥用的结果；而就更深层原因讲，则是因为现代律师制度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缺乏支撑，权力至上、权力本位思想仍强于律师制度所蕴涵的民主监督、权力制衡思想。一句话，中国律师远离整个国家制度体系的中心，处在极为边缘的地带。
1980年《律师暂行条例》颁布，律师制度再一次以法律形式确认，律师业也再度兴起。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实施后，中国律师业逐渐脱离对国家经济和编制等的依赖，实现了律师职业社会化。同时，通过律师协会的建立和完善，律师自治及行业化管理逐渐形成。由此，较为规范的律师制度基本形成，律师队伍进一步壮大。特别是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律师业的发展，律师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权力本位、国家本位、漠视制衡等传统观念一时难以消除，中国律师仍处于国家制度体系甚至法律制度体系中的边缘。这种“边缘化”的现象又反过来制约中国律师业的发展，加重整个律师制度的“边缘化”。虽然，律师队伍本身发展尚有严重不足，但律师业发展的种种错位现象不能不说与中国律师“边缘化”密切相关。

边缘化现象之一：在与权力打交道的过程中，律师缺乏足够的交涉力。
律师职业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职业。它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公民、法人（包括机关法人、事业法人以及企业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法律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在社会组织和个人在遭受国家公权力侵害或与该权力部门交涉时，或者，社会弱势群体在社会交往中其合法权益被侵害时，律师通过法律途径最大限度地保护处于弱势的社会群体的合法权益。例如，公民、企业法人与行政机关的权益纠纷；公民与大公司的权益纠纷；劳动者与雇佣者之间的权益纠纷等。后者所指的律师业务已不是简单地提供法律知识，而是通过律师的交涉使权力资源、经济实力悬殊的冲突双方在法律上获得平等的地位，进而阻止“强者”在法律上获取不当利益。这就需要律师具备足够的与权力、经济优势一方对话讨价还价的能力，即交涉力。
然而，从我国律师执业的现状看，我国律师所拥有的交涉力是相当微弱的，尤其在与权力机构打交道时，尚不足以与整个国家政治体制内的主导政治力量对话和交涉的顺畅渠道及基本条件。例如，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行政诉讼案件时，尽管法律赋予了律师一定的权利，但现实效果并不理想。律师的诉讼活动遭权力机构干涉，甚至律师自身的人身自由也被非法剥夺，这些现象依然存在。另外，律师在诉讼的过程中，司法机关律师的合法主张得不到充分的采信；诉讼权利的保护、甚至人格的尊重等方面都体现出律师的地位尚有待提高。另一方面，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一些律师为了实现“正当”目标而采取非正当的手段，通过“法外寻权”获得法律外的交涉力。请客、送礼，有纠纷找新闻，有矛盾找上级，“打官司就是打关系”，已不再是新鲜话题。一个小小的纠纷从村里诉到县里，从县里再到省里直到中央。申诉案件不断增多。这些现象虽然不能完全归结为律师交涉力的缺乏，但足以表明中国律师存在严重边缘化。
边缘化现象之二：在社会政治结构中，律师的政治参与被忽略。
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制度首先是作为政治制度而产生的。由于律师制度具有权力制衡体系中的监督功能，而被世界各国视为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因而，律师也被视为社会政治结构中的重要力量，直接参与并实际影响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运作过程。尤其在西方发达国家，尽管他们的律师制度也存在着商业化的倾向，但其对政治构架和政治运作过程的实际影响十分明显，并已涉入到西方社会理念以及西方国家的社会生活之中。
我国的律师参与政治的渠道和途径较以往大有增加，如：律师进入人大、政协等机构，参与立法讨论、修改等，但总体来说是非常有限的。从我国律师制度的现状看，律师在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定位问题并未真正解决。无论是律师的行业管理组织或是律师个体，在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方面，并不具有比一般社会公众更优越的制度条件。律师尚处于体制外的“边缘状态”，律师与体制内党政司法机关的对话得通过司法行政管理机构进行。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律师的存在理由尚未提升到制度功能的层面上来，仍被视为与公共权力无多大关系的一般社会职业而已。现实中，从事律师业就意味着离开权力，几乎不可能再进入政治职业阶层，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律师只能是律师”，没有“前途”只有“钱图”，律师的收入高但社会地位并不高等等。权力机构排斥乃至歧视律师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边缘化现象之三：在法律职业群体构成中，律师被排斥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之外。
从理论上说，公、检、法、司（包括律师）虽然各自分工不同，但都属于法律职业群体，大家围绕法律开展各自的工作。因此，如果相互之间对共同遵循的法律规范缺乏法律学识的认同，那么互相之间必然难以沟通，无法形成统一的评判标准，甚至各法律职业者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而歪曲法律，进而影响司法公正。就我国法律职业群体的相互关系看，立法上仅仅写明了公、检、法三机关的分工配合制度。司法实践中，律师意见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律师的人格没得到充分的尊重，甚至出现律师在执业中被赶出法庭或遭非法拘禁的情况。律师缺乏以平等的地位与其他法律职业者沟通的条件。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各法律部门任职资格不同，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彼此学识背景的不同。因此，大家虽同为法律职业人，彼此却对法律的价值缺乏必要的认同。包括律师在内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尚未形成，，律师与其他成员之间的法律沟通尚存在着主客观方面的障碍，律师仍被排斥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之外。
边缘化现象之四：在律师执业过程中，律师职业严重商业化。
从律师制度设立的价值取向看，律师制度的设立并非为了商业的目的。但是，由于制度体系中的边缘化使得律师在制度体系中心无所作为，于是便寻求“外围”发展，或者说在“边缘”寻求活动空间，加之，经济影响力对社会的不断渗透，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天性的驱动，律师职业日趋商业化，并出现极端商业化的现象——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漠视律师职业的“公共责任”。从律师执业的现状看，宁可办理经济纠纷案件，不愿办理非经济类的民事案件；宁可办理标的大的经济案件，不愿办理小额的经济案件；宁可办理小额经济案件，不愿办理行政纠纷案件以及刑事犯罪案件；宁可为金融、投资等大公司担任法律顾问，不愿为小型企业及一般百姓做法律顾问等等，这已成为相当多律师的受案标准。由此，充分体现百姓生活矛盾的相邻权纠纷、人身权纠纷等缺少律师介入；最能体现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矛盾冲突的领域——行政诉讼纠纷，律师不愿涉入；《律师法》强调法律援助为律师的法定义务，而实践中律师对法律援助案件的推委；越来越多的“优秀律师”成为“财团律师”，甚至成为财团或金钱的附庸。甚至，收费高低已成为判断律师优劣的唯一标准！这些现象充分反映了律师职业极其商业化的倾向。它虽然在段时间内也能推动律师从业的积极性，但从长远看，极端商业化现象对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是十分不利的，它将损害国家的法制体系，进而降低人们内心对法律公正的信心。显然，它与律师制度作为一项政治制度而存在的基本价值是背离的。
三、重塑中国律师的主体地位
种种边缘化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律师制度的发展，损害律师制度设立的目标。为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最大限度地发挥律师业在法制体系内的功能，必须重塑中国律师的主体地位。
首先，更新观念，从律师制度的创设目标上定位中国律师。
在人们的观念中，国家和社会一直被视为目标一致、没有利益冲突的统一体。国家可以决定社会的一切，国家利益就是社会利益。这就是所谓的“一元论”观点。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注意到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冲突，国家权力的滥用损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主张国家与社会为相对独立利益主体的“二元论”观点被人们普遍接受。“二元论”者认为，国家权力离不开权力机构之间的制衡，而且需要社会的监督，国家与社会之间也存在着制衡问题。以介入解决社会各种利益冲突为职业的律师群体，因其特有的价值功能而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或民间）监督力量。因此，从原创意义上说，律师制度的设立目标是政治性的，而非技术性的，律师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服务行业。面对着二十一世纪，对中国律师的理解不能停留在提供法律服务的层次上，或仅仅视为经济发展的“保驾护航”者，而是根据“二元论”的观点，从民主监督、权力制衡的最基本价值出发重新定位新世纪的中国律师。
其次，完善立法，从立法上保障律师执业所必需的交涉力。
进入二十一世纪，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增加并且细化，导致社会纠纷的多样化、复杂化，对纠纷和争议解决途径的要求也不断强化。另外，经济和社会发展推动了公民和组织寻求司法途径以反对政府或其他公共权力的侵权行为。这些新的发展趋势不仅要求提高律师个体全面提高素质，而且对律师在社会冲突中与各种权力特别是公共权力交涉的能力提出了更高是要。为此，除律师个体自身的努力外，国家要为律师执业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其中最直接的便是通过完善立法来加强律师的交涉力。就目前的立法现状看，一方面要提高律师在执业中尤其是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的诉讼地位，增加其相应的权力。如取证权、质证权等。同时增加权力机构对律师诉讼活动的合作义务的规定。另一方面，要取消和修改现行立法中对律师执业的不适当的限制。例如，取消或修改《刑法》第 条对律师伪证罪的特别规定。
第三，律师参政，从政治上确保中国律师的主体资格，增强律师的社会责任感。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民主与法制空前繁荣的时期，一方面，行政权力所及范围客观上存在着对律师职能的广泛需求。另一方面，作为以介入政治和社会敏感、复杂问题为职业的特殊社会群体，尤其在与权力交涉的过程中，律师有着无法比拟的信息优势。而且，随着律师队伍自身建设的不断加强，律师不再“为金钱而战”，律师的商业特性日趋淡化，而向其固有的社会属性回归。律师的政治热情、公共责任感大大增强。这些主客观优势也将成为我国律师作为政治后备资源的理由。可见，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法制建设，不仅可能且有必要让更多的律师参与政治，提高律师的政治地位。
第四，统一标准，从法律的价值出发，重构法律职业共同体。
在崇尚知识并以智力文明为特征的二十一世纪，同一职业群体对该职业学识价值的认同是实现该职业价值的最基本的主观条件。就法律而言，法制建设的经验表明，公、检、法、司（包括律师）应有职业上的分工，但同时又应当是一个高度职业化、专业化的完整法律职业共同体。相互之间在法律面前应以法律学识而不是以手中的权力大小为评判标准，彼此在对待事物或处理纠纷时，运用相同的思维方式和共同的评价体系，在处理结果上能形成合理的期待。
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国家应以法律的形式围绕法律职业化、专业化的目标，构建法律职业者的任职资格体制。更言之，应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统一法律职业教育和培训制度，在强调学识背景和学识价值的基础上，把各种法律职业者联结成一个整体。并且三者在人事上可以有条件地流通，由此而形成包括律师在内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必将大大降低法律制度运作过程中的内耗，使法律成为真正成为共同体成员司法活动所遵循的唯一标准，从而实现新世纪我国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
第五，规模经营，以规模所为组织形式，提高律师群体的行为能力。
二十一世纪经济领域呈现出集团化、国际化的经营趋势，分工合作已成为社会各领域的共同特征。就律师事务所而言，三、五人组成的律师事务所远不能满足各种“一条龙”服务的需要，无法提供复杂、系统的法律服务“产品”的能力，更不能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相反，分工细致、部门齐全的规模律师事务所更能满足人们群众对法律的迫切需求，提高律师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规模所所产生的律师群体效应有助于推动律师在整个社会制度体系中尤其是国家法制体系中获得相应当中心地位，从而克服中国律师边缘化的状况。

四、结语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律师不仅是个体素质全面提升的法律服务群体，而是更多呈现其公共责任感并在社会政治结构中的一支独立力量。不仅是介入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法律职业者，更是具有强大交涉力的社会权力制衡力量。它们不再是国家制度体系甚至法律体系中的边缘人，而是制度体系中的举足轻重的一份子。

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吴清旺

二 0 0 二 年 八 月 十五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