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方式

俞洪庆


为了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检察机关在不断加大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力度的同时，结合检察职能，按照“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的精神，积极探索建立在党的领导下与有关部门配合，专门预防和系统预防、检察机关预防同社会预防相结合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机制。因此，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方式也就成了摆在各级检察机关领导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人员面前的重要课题。下面笔者结合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实践，就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方式略呈管见。
一、建议党委牵头，实现网络预防。
由于产生职务犯罪原因的多方面，决定了预防职务犯罪是一个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行政、法律等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在整个预防职务犯罪的系统工程中检察机关仅仅是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检察机关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必须贯彻党中央关于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要求，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动员全社会力量，发挥预防工作的整体效能，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各级检察机关要主动争取党委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重视，通过党委牵头组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网络非常必要。其工作方式可以通过向党委提出当地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意见，建议党委成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指导（领导）小组，并由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处（科）负责处理指导（领导）小组的日常事务工作。在各部门、厂矿、乡镇聘请纪委书记或党委书记担任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联络员，建立起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网络。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加强联系沟通和协调，进行信息交流，推广预防经验，走系统预防、部门预防与社会预防相结合的道路，共同推进预防工作的深入。
二、促成专项立法，实行依法预防。
2001年8月1日，经无锡市人民检察院提请，由无锡市人大常委会制定，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无锡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一部地方性预防职务犯罪的专项法规。此后全国有的地方已制定了类似的地方性法规。例如，今年7月26日，浙江省嘉兴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嘉兴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决议》，8月1日结束的辽宁省鞍山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鞍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决定》。这些地方性的法规的出台，标志着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已经迈上了法制化的轨道，同时也为检察机关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法律依据。因此，笔者认为，这种由检察机关提请，人大常委会制定预防职务犯罪专项法规，实行依法预防的工作方式，可以提高预防工作的层次，拓展预防工作的领域，值得推广应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可在全国各地实践的基础上总结提高，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职务犯罪法》，把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完全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三、设立专门机构，落实专职预防。
预防职务犯罪是人民检察院的一项重要职责。在检察机关内部应设有专门的机构，具体负责职务犯罪预防工作。2000年8月，经国家编制委员会批准，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独立的职务犯罪预防专门机构——职务犯罪预防厅后，各地检察机关成立了相应的专门机构，进一步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但是，还有一些检察机关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由反贪局兼顾，或由控申科带管，或由办公室捎带，没有设立专门的预防职务犯罪机构。这样，势必影响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开展。因此，在各级检察机关的内设机构中应统一独立设置预防职务犯罪处（科）。承担统一组织、协调、掌握检察机关内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运用职务犯罪的典型案例开展预防警示宣传、对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法制教育；与预防社会网络组织的联系；收集、研究和利用预防职务犯罪的信息；开展预防理论研究；会同有关部门制定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计划、检查预防工作，总结推广经验，树立表彰先进，指导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等职责。　
四、严惩职务犯罪，以达警示预防。
检察机关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必须结合检察职能进行，加大查办职务犯罪力度是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主要的工作方式。这是缘于检察机关担负着惩治职务犯罪的特殊使命，而预防职务犯罪是惩治职能自然延伸。因此，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和预防是检察机关执法的两个组成部分，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辨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对职务犯罪的惩处是遏制腐败现象的重要手段。打击的目的在于发挥法律的威严、震慑、警示作用，惩一儆百，预防职务犯罪的再次发生，防止腐败现象的继续蔓延。从这个角度上讲，打击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预防方式。没有打击的预防，是软弱无力的预防，只预防不打击，则会出现防不胜防，检察机关在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只有与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工作紧密结合，才能够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职能优势，才能够发现诱发职务犯罪的各种深层次原因。在此基础上所采取的预防措施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只有做到“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才能有效地遏制职务犯罪的蔓延。这是人们在司法实践中已达成的共识。
五、克服就案办案，开展个案预防
虽然人们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越来越重视，但在预防职务犯罪的实践过程中，仍有只打击、不预防，打防脱节的状况。坚持在办案过程中做好“六个一”，开展个案预防，是检察机关利用职能优势开展预防职务犯罪的有效方式。这“六个一”即是每查办一起职务犯罪案件：一是责成犯罪嫌疑人写一份触及灵魂的悔过书，这悔过书对犯罪嫌疑人来说是一次深刻的自我教育，别人看了便受了一次深动的警示教育；二是到发案单位召开一次座谈会，分析发生职务犯罪的原因，商量预防职务犯罪的措施；三是通过办案，发现发案单位体制、机制、制度和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提出一项口头或书面的检察建议；四是根据所办案件的实际情况，对案发单位的有关人员上一堂“看得见、摸得着”的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制课；五是根据案发单位暴露出来的问题，督促案发单位制定一项整改措施；六是在案件办结以后，为落实检察建议、整改措施等对案发单位进行一次回访，进一步落实案发单位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六、深入调查研究，探索前瞻预防
根据本地区职务犯罪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专题调研，调查分析新形势下产生职务犯罪的深层次原因、特点、规律和发展趋势。特别是对当地有影响有震动的窝案串案、大案要案，要组织人员深入案发单位开展调查研究，与主管部门和发案单位共同研究分析，找出制度上、管理上、机制上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犯罪根源，研究从根本上防范和遏制职务犯罪的措施和对策，提出加强立法、完善制度、健全机制、强化管理、落实监督等前瞻性的预防对策，做到从源头上预防职务犯罪。并写出专题调查报告，提出完善立法、制度和改进工作的建议，供领导和有关部门为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提供了决策依据。例如，建立行政服务中心、招投标中心、会计核算中心、经济发展投诉中心，健全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以规范事权、财权、人事权。推进法制、体制、机制的完善与改革，从源头上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同时，深入调查分析行业职务犯罪的原因、规律和特点，有针对性地向党委、政府提出“专项治理”的建议。例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的专题调查报告《关于我省建筑领域贪污贿赂犯罪情况的调查报告》、《国家公职人员贪污贿赂腐败的发展动向及抑制策略》、《我省金融系统职务犯罪情况及预防对策》等，为做好浙江省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七、签订廉政协议，进行专项预防。
建设领域是职务犯罪的多发区，为防范职务犯罪的发生，对一些投资大，工期长，易发生职务犯罪的重点工程，在党委、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配合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对工程的招标、物资采购、施工、工程验收等职务犯罪多发环节，实施同步监督。具体地说：一是由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处（科）作为监督方积极参与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投标活动，促进建设工程市场公平竞争和规范交易。二是由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处（科）作为监督方参加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签订《关于工程建设项目廉政协议》，明确双方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应遵守《工程项目建设廉政管理若干规定》，在施工期内，适时召开座谈会，定期了解、监督廉政协议的执行情况。工程竣工验收时，执行廉政协议的情况作为一个内容进行验收。至今，有许多地方以这种专项预防的方式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八、采用多种形式，开展宣教预防。
　 法制宣传教育是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的一种常用方式，是提高人们法制观念、培养廉政意识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其形式多种多样，只有深入持久，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为使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开展得既生动活泼，又效果明显，就必须利用检察机关办案的优势。广泛宣传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所取得的成绩，造成声势，形成威慑效应。深刻揭露职务犯罪危害性，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同职务犯罪作斗争的自觉性。深入剖析犯罪分子堕落的轨迹和思想根源，提高广大国家工作人员的自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其宣传教育的形式应灵活多样，在不影响保密的情况下常用的方式有：将所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通过新闻媒介（广播、电台、报纸等）进行公开宣传；召开新闻发布会，举办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成果展览会进行宣传；将本地区查办的大案要案制作成电视，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廉政教育片；编辑《预防职务犯罪通讯》之类的内部刊物，专门宣传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配合有关部门组织国家工作人员参观反贪展览、教育警示基地、收看职务犯罪人员的忏悔录像等，以达到警示作用；配合有关单位开展普法教育，实行检务公开，宣传查办职务犯罪法律、法规和程序，解释罪与非罪界限；介绍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成功的做法和经验，展示预防工作的成绩等等。
总之，检察机关要运用各种预防职务犯罪的有效方式，引导国家工作人员自觉遵纪守法，与职务犯罪行为作斗争，逐步形成人们对职务犯罪“不敢犯、不能犯、不想犯”的约束机制，真正做到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使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结出丰硕之果。

作者单位: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检察院

浅谈属地原则的理解及完善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在对刑法学进行研究时，笔者发现我国刑法学界在对如何理解《刑法》第6 条第一款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哪些属于该款中中提到的“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以及如何认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内犯罪”等几个问题的解释，多有与我国参与的有关国际条约、我国国际法学界以及刑法规定本身内在逻辑相悖，或者不甚清楚的地方，笔者愿就此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 如何理解《刑法》第6条第一款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
在如何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上，我国刑法学界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刑法》第6条第二款的规定，即在我国船舶、 航空器和驻外使领馆内发生的犯罪是否属于我国领域，是否属于我国刑法属地原则适用范围的问题上。从刑法效力角度看，在我国船舶、航空器和驻外使领馆内发生的犯罪涉及到两个不容混淆的问题：一是在我国登记的船舶、航空器和驻外使领馆内发生的犯罪应否适用我国刑法；二是对在我国的船舶、航空器和驻外使领馆内发生的犯罪是否应根据属地原则适用我国刑法。对前者的回答必须以我国刑事管辖权的范围为基础，而对后者的回答则只能以我国领域的范围为据。这二者的区别在于：一国的刑事管辖权是一个没有地域限制的概念，因为一国的刑事管辖权不仅包括属地管辖，而且也包括属人管辖、保护管辖、普遍管辖和专属管辖。除属地管辖外，后四种管辖的范围都与特定的地域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一国的领域则是一个必须有明确地域界限的概念，因为所谓一国的领域是一个国家能够行使完全排他性主权的地域范围，因而一国的领域只能是“国家主权管辖下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①
目前我国刑法学界通说认为，根据有关国际法规定及国际惯例，应将我国的船舶、航空器和驻外使领馆理解为我国的领域，对在上述空间范围内发生的犯罪应根据属地原则适用我国刑法。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学界的这一理解，不仅不符合国外刑法学界、我国国际法学界在此问题上的主导性观点，更是违背国际法有关的基本原则，有悖于我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和公约规定的精神。
（一）我国的船舶、航空器不应解释为我国领域
在一国登记注册的船和航空器是否属于该国领域，在国际法中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在我国刑法学界，除少数人外，绝大多数的人都对此持肯定的态度。②③ 理由是根据国际惯例，在一国登记的船舶或航空器，不论是民用或军用，不论是国家所有或是私人所有，都是该国的“拟制领土”，旗籍国应对其享有属地管辖权。
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将船舶、航空器视为旗籍国的浮动领土，不能说一点都没有依据。因为，尽管我国国际法学界的主流认为认为对船舶、航空器适用旗籍国刑法属于属人管辖。但是，根据国际法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学说认为“公海上的船舶是船旗国的国土”。④ 而且我国国际法学界也有人认为，国家属地管辖权中的“属地”包括“一国的领陆、领海、领空，也包括在该国注册的船舶、飞机、航空器和航空器”⑤ 从各国刑法立法例的角度看，将对船舶、航空器内发生的犯罪适用本国刑法，规定在刑法的属地效力内的立法例也不鲜见（如法国刑典）。但是，笔者认为不宜将我国的船舶、航空器视为我国“领域”。
（二）我国驻外使领馆不是我国领域
一国驻外使领馆的法律地位是与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紧密联系的一个问题。在国际法上，解释驻外使领馆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理论有三种。一是代表说，即认为外交特权是外交人员因代表国家而获得的特殊权利；二是职务需要说，即认为外交特权是外交代表有效执行职务的必要条件；三是“治外法权说”，这种学说将使馆看成派遣国领土的延伸，外交代表因是在本国拟制的领土（使领馆）上而享有外交特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一种学说曾“长期得到国际法著作和判例的支持”，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学说却“逐渐遭到冷落”。“既不是以事实为根据， 也不符合各国外交特权和豁免方面的说法”⑥， 则是该学说日渐得不到国际法学界支持的主要原因。例如，依一般国际法，享有外交特权的外交官也得遵守接受国的法律，各国驻外使领馆不得如同在派遣国领土上一样行使外交庇护权，不得在使馆内行使拘留权；就是馆舍，“也不能独立于接受国的司法管辖之外”等等。特别是面对各国给予外交官特权和豁免权的程序和范围可能出现的差别，以及许多国家是根据互惠和对等原则用国内法来确定外交特权的内容的情况，更是用“治外法权说”根本无法说明的事实。
当然，从法理角度看，“治外法权说”与客观事实不符或该学说在国际法学界受到冷落，并不是不宜用该学说来解释我国驻外使馆法律地位的主要依据。该学说违背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的精神，不符合我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才是不应该用这种已过时理论将一国使领馆解释为派遣国领土延伸的根本原因。
从国际法角度看，我国参加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一开始就在序言部分就明确指出，外交特权和豁免的目的“在于确保代表国家之使馆能有效地执行职务”。同时，该公约第41条经三款还专门规定，“使馆馆舍不得充作与与本公约或一般国际法之其他规则，或派遣国与接受国间有效之特别协议所规定之使馆职务不相符合之用途”。世界各国国际法学界普遍认为，上述规定表明该公约“赞同‘职务需要说’，同时也照顾‘代表性说’”。根据该公约，接受国授予外交使馆特权和豁免权，“目的是为确保外交使馆的职能”；“使馆的建筑物和馆区避于接受国的领土主权管理范围，即它不是从接受国领土分离出去的派遣国的领土，而是接受国的领土”。即使赞成使领馆享有“治外法权”的人，也认为“使馆馆舍的‘治外法权’不意味着使馆馆舍是派遣国的领土，而是指接受国不得在那里行使强行性权力”。
我国人大常委会1986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1990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都分别在第1条明确规定，制定上述条例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外国驻中国使领馆“代表其国家有效地履行职务”。同时，根据上述条例的第1条和第26 条规定的精神，外国驻中国使领馆及其人员享有的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具体内容，是由“中国政府根据对等原则”“确定”，不是外国使领馆作为“外国领域”而本身固有的。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将使领馆的特权和豁免严格限制在“有效执行职务”的范围之内，上述我国制定的1986年条例（第25条）和1990年条例（第24条）还明确规定，不得将使馆馆舍与领馆馆舍充作与履行职务不相符合的用途。笔者认为，上述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和我国有关的法律规定，都明确表明了我国政府在使领馆享有的外交特权与豁免问题上，没有采用将一国驻外使领馆视为该国领土的“治外法权说”。在这种情况下，仍认为我国驻外使领馆是我国领域的延伸，不仅不符合我国有义务遵守的国际公约规定的精神，更是与我国政府的立场与我国有关的法律相悖。
二、对《刑法》第6条第一款中"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的法理解释
1、对我国《刑法》第6条第一款规定的三种理解
为了正确地理解我国《刑法》第6条第一款中所说的“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首先得弄清该款规定的究竟是什么内容。从国内外刑法学界对类似规定的解释来看，对该款规定的内容大致有三种理解方式。一种方式是将该款规定的属地原则理解为刑法空间效力的基本原则；再一种方式是将该款规定仅仅理解为刑法典的适用范围；第三种方式是将该款规定理解为刑法规定的属地原则的适用范围。
如果按照第一种方式理解。即认为该款规定表明我国《刑法》在空间效力问题上采用基本原则是属地原则，其他原则只是补充。那么，我国刑法第7条规定的属人原则、第8条规定的保护原则、第9条规定的世界原则都应该属于《刑法》第6条第一款中所说的“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即属于属地原则的例外。意大利、德国刑法学界的通说对该国刑法中类似规定的解释，就是采用的这种理解方式，这种理解方式固然能说明刑法空间效力的基本原则和其他原则间关系，但却不利于说明刑法属地原则的真正内容，故笔者认为不宜为我国刑法学界采用。
上述第二种理解的方式，即将《刑法》第6条第一款规定的内容理解为刑法典的适用范围，是为我国刑法学界通说实际采用的理解方式。尽管我国刑法学界都认为刑法第6条第一款规定的“我国刑法”的属地原则，但由于将该款规定中的“适用本法”理解为狭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法典），故很自然地将不属于刑法典内容的特别刑法，民族自治地区的变通条例和现在的香港，将来的澳门、台湾地区的刑法，以及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人的刑事责任问题，都理解为该款中所说的“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但是，这种理解方式显然忘记了这么一个事实：不论是特别刑法、民族自治地区的变通条例，还是（属于我国享有完全主权的）现在的香港、台湾和将来的澳门刑法，都是属于我国刑法。上述理解方式说明的实际不是我国刑法的属地原则，而是我国刑法中的刑法典和特别刑法、区域性刑法的关系。
尽管这种理解方式在目前是通说，但却包含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首先。这种理解与我国刑法学界认为刑法第6条第一款规定的是我国刑法的属地原则的通说自相矛盾；如果一方面承认刑法第6条第一款规定的是我国刑法的属地原则，另一方面又认为适用我国的特别刑法和地区性刑法就是属于“法律有特别规定”不适用上述原则的情况，这不是等于说我国的特别刑法和区域性刑法就不是我国刑法，港、澳、台地区就不是我国的领域吗？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解根本就不符合该款规定本身的逻辑要求。因为，世界各国在刑事立法中作类似规定，都在于强调在本国领域内犯罪都就要适用该国刑法，以达到维护国家主权的目的；如果将一国刑法效力的属地原则只理解为刑法典的效力，显然违背规定该原则的立法原意。此外，如果将特别刑法也理解为不适用我国刑法属地原则的例外，那么必然会给司法实践提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国的特别刑法都没有专门规定刑法的空间效力问题，那么，这些法律应不应该在我国适用？如果应该适用，又应该按照什么原则适用？如果将《刑法》第6条第一款中的“本法”理解为狭义的刑法典，将该款规定中的“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理解为一切不属于狭义的刑法典规定的情况，显然无法根据刑法第6条第一款规定的属地原则给上述问题一个明确的回答。
第三种理解我国《刑法》第6条第一款规定的方式，
即将该款规定的内容真正理解为我国刑法的属地原则，或者说将该款规定理解为对在我国领域内犯罪都应适用广义的我国刑法，那么，该款中的“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就可以分为（1）应在我国领域外根据属地原则适用我国刑法和（2）在我国国内不适用我国刑法的情况。按这种方式来理解我国《刑法》第6条第一款的规定，不仅符合世界各国刑法学界理解刑法属地原则的通例，同时也更符合法理，可以避免第二种理解在理论和实践上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这样，目前我国刑法教科书中所说的“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实际上都是属于根据我国国家的最高属地统治权应该适用我国刑法的情况，就是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人也不例外。因为，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刑事立法模式不同，我国刑法第11条专门规定了外交人员的刑事责任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人的刑事责任问题，不仅不属于广义的不适用我国刑法范畴，甚至也不属于不适用狭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问题。
2、《刑法》第6条第一款中“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
如果说我国刑法学界通说列举的“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都不属于我国刑法属地原则的例外，那么，是否实际存在我国刑法第6条第一款规定中所说“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先弄清该款规定的“适用本法”中“适用”一词的含义。根据我国法理学界的理解，“适用”一词有广、狭二义。广义的“适用”是指执法、司法机关的执法和公民的守法，而狭义的“适用”则只是指司法机关的将法律规定运用于具体案件的过程。就刑法而言，前者是指法律对执法机关和公民有无约束力，或者说应不应该遵守的问题；而后者则是指在存在违法行为时，司法机关有无权力对其提起诉讼，进行审判的问题。“适用”一词这两种含义，或者说我国刑法的效力范围与我国的刑事管辖权范围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无矛盾之处，但二者也有不完全吻合的地方。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人员的刑事责任问题就是典型的例子：按有关国际法和我国法律的规定，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人员，“应当尊重中国的法律、法规”，因此他们也应该遵守我国的刑法，也应当负刑事责任，不属于广义的不“适用”我国刑法的情况。但是，同样根据有关的国际法和我国法律的规定，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人员“享有刑事管辖豁免”，因此，如他们在我国领域内犯罪，我国的司法机关就无权对他们提起诉讼，他们的刑事责任问题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弄清了“适用”一词的含义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我国刑法在我国领域内对人的效力而言，或者说就我国刑法对我国领域内所有的人是否都有约束力而言，可以说不存在任何例外，任何人在我国领域内都没有不遵守我国刑法规定的特权。但是，如果“适用”刑法是指司法机关运用刑法的活动，即不“适用”我国刑法只是意味着我国司法机关不能行使审判管辖权，则包含的情况比较复杂。总的说来，可以分为根据国内法规定对我国公民不进行刑事法律追究和根据国际法我国对外国人不行使管辖权两种情况。
这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根据我国的有关法律和我国参加的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刑法第6条第一款中所说的“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不仅应该指对发生在我国领域内的犯罪我国无管辖权的情况，同时还应该包括发生在我国领域外，我国可以根据属地原则适用我国刑法的情况。如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我国对我国领海的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可以行使部分主权权利，对这些区域内发生的某些犯罪案件，我国可以行使管辖权并适用我国刑法。同时，对我国的航天器和南、北极工作站等内发生的犯罪，也应视同发生在我国领域内而适用我国刑法。
三、如何理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
1、犯罪地及确定犯罪地的标准
如何理解《刑法》第6条第一款规定中的“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即刑法理论中的犯罪地（locus commissi delicti）问题。作为正确地适用刑法属地原则的核心，自中世纪来，犯罪地就是刑法学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如何认定犯罪地问题上，到目前为止有三种学说：
（1）以犯罪行为实施地为犯罪地的“行为地原则”。这种学说亦称主观说，是将犯罪的本质视为行为人反抗意志（主观恶性）的表现，强调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的主观的犯罪概念在犯罪地问题上的反映。因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是通过犯罪行为，而不是犯罪结果表现出来的，因此应该以犯罪行为地为决定犯罪地的标准。
（2）根据犯罪结果的发生地来决定犯罪地的“结果地原则”。这种学说的理论基础是将犯罪的本质归结于犯罪的客观危害，强调发挥刑法保护作用的客观的犯罪概念。由于只有犯罪结果才是刑法所保护利益实际遭受侵害的标志，因此这种学说将犯罪结果的发生地视为犯罪的发生地。
（3）将犯罪的行为和结果发生均视为犯罪地的“折衷原则”或“择一原则”。由于无论将犯罪的主观恶性或对法益的危害性绝对化，都具有不可避免的片面性，采取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兼容的犯罪概念，强调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与保护功能并重，是世界各国刑事立法的主流，故当今世界各国的立法例或司法实践多采用这最后一种学说。
我国刑法第6条第三款规定：“犯罪的行为或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该规定说明，与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我国刑法在犯罪地问题上也是采用的“择一原则”
根据我国刑法的上述规定，可以视为发生在我国境内的犯罪包括三种情况：（1）犯罪行为和犯罪结果全部都发生在我国境内；（2）只是犯罪行为发生在我国境内；（3）只是犯罪结果发生在我国境内。
对属于上述（1）的情况，毫无疑义应当适用我国刑法但属于上述（2）和（3）的情况，则由于犯罪行为有多种的表现形式和理论界对犯罪结果有不同的理解，而相对比较复杂，需要进一步分析。
2、如何理解《刑法》第6条第三款中的“犯罪行为”
为了正确地认定发生在我国境内的犯罪行为，必须分析犯罪行为的实施方式（作为与不作为、单独犯罪与共同犯罪、连续犯和持续犯）与表现形态（犯罪预备、未遂、中止）等方面，然后根据情况具体决定。
除全部的犯罪发展阶段都在我国境内实施的犯罪外，那些“部分”在中国境内实施的行为也应视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这里面既包括自我国境内开始，在国外实施终了的犯罪；也包括自国外开始，在我国境内实施终了的犯罪。
3、如何理解《刑法》第6条第三款中的“犯罪结果”
在我国刑法学界，对犯罪结果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犯罪结果，就是犯罪行为已经造成的损害结果或者具体的物质性结果；第二种观点认为犯罪结果是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所造成的损害。⑦按第一种观点，犯罪结果是自然意义上的结果，只存在于结果加重犯或结果犯的完成形态之中。按第二种观点理解的犯罪结果，是犯罪行为法律意义上的结果，由于没有侵害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行为就不是犯罪行为，因而任何犯罪，包括犯罪的预备、未遂、中止等未完成形态，都必须具有这种结果。
笔者认为，在确定犯罪地问题上，原则上应按前一种方式来理解犯罪结果。因为，《刑法》第6条第三款规定“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从上述规定的逻辑来来分析，该款规定中的结果应是一种可与行为分离并独立存在的结果，这显然只能是自然意义上的具体的物质性结果。如果将该款规定中的结果理解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害的话，就不仅（1）刑法第6条第三款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用该条第一款的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本身就明确地包含了该条第三款规定的内容；而且（2）我国刑法第8条的规定也是多余：因为结果将犯罪结果理解为对我国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害，外国人即使在国外对我国国家或公民犯罪，也是对我国刑法所保护利益的侵害，其结果最终也是发生在我国境内。对这个问题可以直接适用《刑法》第6条第一款的规定，按在我国境内发生的犯罪处罚。 不过，笔者认为《刑法》第6条第三款中的“结果”应该理解为“具体的物质结果”，并不意味着笔者赞同将该“结果”理解行为实际上造成的结果。因为该款规定中的犯罪“结果”，除“犯罪行为实际上造成的结果”外，从理论上说还应该包含未完成的犯罪行为可能实现的结果和危险犯所造成的危险状态（前者如在国外向我国境内的人开枪而未射中；后者如在国外往途经我国的工具装爆炸物品）。对于这种情况，一些国家刑法有明确规定：如《奥地利刑法典》第67条规定，所谓的犯罪结果发生地是指“犯罪结果全部或一部发生之地，或行为人设想应当发生之地”；德国刑法典第9条（1）地规定，“犯罪结果发生地，或犯罪人希望结果发生之地，皆为犯罪地”。笔者认为，将我国《刑法》第6条第三款中的犯罪“结果”，作如此扩张性的理解，不仅有利于维护我国的主权，也有利于我国在处理类似案件时掌握主动权。
四、关于完善我国刑法空间效力立法规定的两点建议
鉴于本文论及的问题，多与我国刑法有关规定的技术面尚有待改进有关，笔者想借此机会就如何完善我国刑法有关规定的问题简单谈两点建议，作为将来修改刑法时参考。
1、建议将《刑法》第6条第二款的内容独立出来，作为专条规定。因为，即使承认船舶是旗籍国的“领域”，适用旗籍国刑法也与真正发生在本国领土上犯罪有所区别。
2、建议将《刑法》第6、7、8、10条中的“本法”，
改为“我国刑法”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这样，就可以避免将适用我国特别刑法以及港、澳、台地区刑法和民族自治地区的变通条例，理解为适用我国刑法属地原则的例外这种不应有的混乱。

注释：
1、《国际法》，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王献枢著，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