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人民政府


淄博市幼儿园托儿所管理规定

　（淄博市人民政府令第28号　１９９７年８月３０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幼儿园、托儿所管理，促进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幼儿园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各类幼儿园、托儿所（以下简称园所）的建设、管理及对学龄前婴幼儿的保育和教育工作。


　　第三条　园所管理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和各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原则。


　　第四条　市、区县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园所管理工作。
　　计划、建设、人事、财政、物价、卫生、规划、劳动等有关部门和妇联、工会组织应当按照各自职责，支持配合教育行政部门，共同做好园所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　园所建设





　　第五条　园所必须设置在安全区域内，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安全标准。


　　第六条　幼儿园园舍应当是相对独立的建筑群体。举办幼儿园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具备幼儿园基本条件。
　　托儿所可单独设置，也可附设在幼儿园内。举办托儿所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具备托儿所基本条件。


　　第七条　城区新建园所应当达到一类园所标准。
　　城市新区建设和旧城改造时应当按照规划配套建设或者改建、扩建园所。园所竣工后，应当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参与验收并安排使用。


　　第八条　各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建设１至２所实验幼儿园。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规定建设１所乡镇中心幼儿园。各行政村应当按照幼儿园布局规划建设幼儿园，提倡联合办园。
　　鼓励和支持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部队、居民委员会及个人举办园所；鼓励和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国外社团和个人及港、澳、台同胞投资建设园所。


　　第九条　小学不得附设学前班。沿黄、山区农村小学确需举办学前班的，须经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有条件的小学可以独立举办或与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联合举办幼儿园。


　　第十条　举办园所必须进行登记注册。城市园所的举办、停办，由所在乡镇人民政府登记注册，并报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备案。未经登记注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举办、停办园所。


　　第十一条　园所的行政管理由举办单位负责。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园所的监督管理，定期验收评定，确定类别。对达不到三类标准的园所责令限期整顿，逾期仍达不到标准的，取消其办园所资格。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和破坏园所园舍和设施，不得在园所周围设置有危险、有污染和影响园所采光的建筑和设施，不得干扰园所正常工作秩序。

第三章　师资管理





　　第十三条　园所的园所长、教师应当具有中等以上专业学历，并经教育行政部门考核合格，持证上岗。
　　园所的保育、医务、炊事等其他工作人员，必须具备国家规定的条件，并经考核合格，持证上岗。


　　第十四条　园所实行园所长负责制。园所长在举办单位和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和业务指导下，负责园所的工作。园所长应当加强园所内部管理，提高保教人员思想、业务素质，做好保育教育工作。


　　第十五条　区县人民政府和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举办的园所，园所长、教师的工资待遇按小学公办教师的有关规定执行。企业举办的园所，园所长、教师的工资待遇，根据企业实际，参照企业办小学教师的有关规定执行。
　　乡镇人民政府、村（居）民委员会举办的园所，其园所长、教师的工资待遇，属师范院校毕业的，按小学公办教师的有关规定执行，其他的按当地小学民办教师的有关规定执行。所需资金，由乡镇人民政府或村（居）民委员会筹措解决。
　　保育员、医师、保健员、炊事员等其他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按照省、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保育教育管理





　　第十六条　园所应当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做好婴幼儿生理和心理卫生保健工作。园所应建立婴幼儿、保教人员健康检查制度，做好卫生保健、防疫等工作。


　　第十七条　园所应当做好对婴幼儿的安全保护工作，建立卫生消毒、病儿隔离、计划免疫和疾病防治制度；建立房屋、设备、消防、交通等安全防护和检查制度；建立食品、药物等管理制度和婴幼儿接送制度。园所内严禁吸烟。


　　第十八条　园所应当为婴幼儿提供科学合理的营养膳食，为婴幼儿饮水提供便利条件，饮用水应当符合卫生标准。


　　第十九条　幼儿园的教育工作应当按照幼儿园教育纲要，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寓教育于各项活动之中。
　　托儿所的保教工作应当贯彻以保为主、保教并重的原则，切实保障婴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园所的保教人员必须使用普通话。


　　第二十条　园所应主动与婴幼儿家庭配合，做好家园联系工作，接送方法、时间等规定应当体现服务于家长的原则。园所应当密切同社区的联系与合作，争取社区支持和参与园所建设。


　　第二十一条　园所每年秋季招生。城区逐步实行划片招生，婴幼儿就近入园所。
　　园所的招生规模应当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批准。幼儿园每班幼儿人数一般为：小班（３至４周岁）２５人，中班（４至５周岁）３０人，大班（５周岁至入小学前）３５人，混合班３０人。托儿所每班婴幼儿人数一般为：小班（１至１周岁半）１５人，中班（１周岁半至２周岁）１８人，大班（２至３周岁）２０人，混合班１８人。
　　烈士子女、家中无人照顾的残疾人子女和单亲子女入所在学区范围内的园所时，应当予以照顾。


　　第二十二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对园所的督导评估制度，定期对园所进行监督检查。

第五章　经费管理





　　第二十三条　举办园所应当遵循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但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园所的经费由举办者筹措，保障有必备的办园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
　　列入各级政府财政部门补助范围的园所，其基建投资、大中型设备购置费由同级财政拨款；经常性经费由同级财政补助和按国家规定向入园所的婴幼儿家长收费解决。
　　其他单位和个人举办的园所，其经费由举办单位和个人解决，并按国家规定向入园所婴幼儿的家长收取费用。


　　第二十四条　园所实行按类收费制度。其收费项目、标准以及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办法等，必须按教育、财政、物价部门的规定执行。
　　园所不得以培养婴幼儿某种专项技能为由，另外收取费用；亦不得以婴幼儿表演为手段，进行以营利为目的的活动。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财力情况，每年拿出一定的经费用于扶持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六章 奖惩





　　第二十六条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予以表彰和奖励：
　　（一）改善园所条件成绩显著的；
　　（二）保育、教育工作成绩显著的；
　　（三）园所管理工作成绩显著的；
　　（四）捐资助园做出突出贡献的。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拒不改正的，给予停止招生、停办园所的处罚：
　　（一）未经登记注册，擅自举办园所招收婴幼儿的；
　　（二）园舍、设施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安全标准，妨害婴幼儿身体健康的；
　　（三）擅自扩大招生规模及婴幼儿人数超班额较为严重的；
　　（四）教育内容和方法违背婴幼儿教育规律，损害婴幼儿身心健康的。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或有关部门对直接责任人给予警告，处以１００元至１０００元的罚款等行政处罚，或者由教育行政部门建议有关部门对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体罚或变相体罚婴幼儿的；
　　（二）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制作教具、玩具的；
　　（三）未按规定的项目和标准收费的；
　　（四）贪污、克扣、挪用园所经费的；
　　（五）侵占、破坏园所园舍、设备的；
　　（六）干扰园所正常工作秩序的；
　　（七）在园所周围设置有危险、有污染和影响园所采光的建筑和设施的；
　　（八）未按规定建设、改建、扩建园所的。
　　对违反本规定的处罚，法律、法规已有明确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市政府淄政发〔１９９２〕６５号文件印发的《淄博市托幼工作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商法强制性规范的类型、性质与边界

　　　　　　　　　　　　　蒋建湘 中南大学 教授

　　内容提要: 根据强制性的来源与性质，商法强制性规范可以分为自治型、国家确认型和国家介入型三类。国家确认型强制性规范属于私法规范，而国家介入型强制性规范既可以是私法规范，也可以是公法规范。分析商法强制性规范的性质有助于正确评价商法的“私法公法化”问题。为实现商法的效率优先价值，国家确认型强制性规范的边界由商事主体意思自治决定，而国家介入型强制性规范的边界以维护公共利益所必需为限，商事立法和司法应注意商法强制性规范的边界。


在商法从最早的商事习惯到习惯法再到近现代国家立法的演变过程中，商法强制性规范也不断发展，在现代商法中，强制性规范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研究这类规范的产生演变、类型、性质与边界，使之更好地调整商事活动，是商事立法、司法与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商法强制性规范的产生及其类型

在今天的商事立法中，大量存在着商事主体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范。理论界一般从商主体法和商行为法两个角度来考察这种规范：[1]一是商主体法中的强制性规范。主要表现在市场准入规则、商事组织的内部关系规则、外部规则、退出规则。市场主体的准入规则又包括一般规则与特殊规则，前者是法律强制规定商事主体的类型以及各个类型的基本条件、成立程序，特殊规则就是法律对于从事特定交易的主体还有一些特别限制，在我国主要表现为特殊经营许可证制度；商事组织的内部关系规则主要规定商事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组织与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组织与组织的经营管理人之间的关系；外部规则主要规定商主体同债权人的关系，包括有限责任适用规则、无限责任的承担以及发行债券时的一些特殊规则；退出规则主要是规定商主体的消灭事由、程序，如解散、破产与清算规则。二是商行为法中的强制性规范。这些规范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体现了国家对经济活动的一般性管理的强制规范，比如消费者保护、环境保护、产业管理，所有商行为都必须遵守。一是国家制定的对证券、票据、保险、信托、银行业务、海商等特殊商行为进行管理的强制性规范，诸如票据法中的票据种类、票据行为的有效、票据抗辩限制制度、票据行为的要式主义；保险法中的责任准备金、再保险、保险业的监督管理等规定；海商法中的船舶登记、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船舶抵押权等规定；证券法中的信息披露制度、强制性收购制度，等等。

上述考察方式也是商法强制性规范的一种分类方法，其对于了解商法中的强制性规范现象很有意义。但这种分类对于分析商法强制性规范的产生、演变、性质以及指导相关立法和司法的价值有限，为了进一步分析商法强制性规范的上述问题，本文认为，可以根据强制性的来源与性质对商法强制性规范进行分类，通过这种分类，也可以了解其产生和演变历程。

（一）自治型强制性规范

大多数学者认为，近代商法起源于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商业城市和海上贸易，由贸易习惯、惯例逐渐演变成为习惯法，近代商法最初不过是近代国家对习惯法的确认。也就是说，商法最早以习惯法的形式出现。如果从广义上将这种（被纳入国家立法之前的）习惯法理解为商法，那么，商法强制性规范的产生时间就很久远了，显然，为了调整商事活动，习惯法中必定包含有关于商事活动主体义务的强制性内容，即强制性规范。也正因如此，我国有学者认为商法强制性规范并非近现代国家干预的产物，“最初的商人法，并不是国家法，但是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强制性规范，对于商人行会内部的商人甚至对于商人与非商人之间的纠纷处理而言，它们都具有强制力”。[2]

在习惯法被国家确认之前，其规范的强制性不可能来自国家，只能是一种自治性的强制，并通过这种自治强制使得商事活动得以顺利进行，“中世纪商人们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创造了自己的法律……这就要求在商事实践活动中要由商人们自己来安排发生在他们内部团体间因为商品交易关系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并通过商人法院的‘参与仲裁制’及时、自主地处理商事纠纷和争议”。[3]由于习惯法规范的强制性来自于自治，因而可以将这种强制性规范称为自治型强制性规范。

（二）国家确认型强制性规范

习惯法在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发展以后，逐渐发展成为被封建政权承认的法律，获得了在法院或者法庭适用的资格，从而使商法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进入16世纪后，欧洲的商品经济显示出了蓬勃的生机，与此同时，欧洲一些国家的封建割据势力日渐衰落而统一的民族国家逐步形成，这就形成了民族国家制定统一法律和商人习惯法向成文法转变的条件，近代商法得以产生，商法实现了从习惯法向国家立法的转变。[4]显然，在近代国家商事立法中同样存在强制性规范，即商法强制性规范。

近代商事立法——不管是封建政权对习惯法的承认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成文立法——只是国家对习惯法的确认。这是因为，对于当时的封建政权，其除了承认习惯法，自身并没有力量介入商事活动，“事实上，由于封建主和教会势力的强大以及对商业的歧视和抵制，封建法和教会法不可能为商人提供法律规则和救济措施，这样，日益壮大起来的商人阶层通过自治运动而创立的法则无法纳入国家法的体系，只能以民间法的样态存在。”[5]而对于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商事活动在资本主义形成后的很长一段时间（19世纪以前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都一直被认作为纯粹私人之间的事情，国家不予干涉，“政府除了保护财产，没有其他目的”。[6]因此，近代商事立法并不改变原来习惯法中强制性规范的内容，国家并未给商事主体施加新的强制，仅仅是以国家强制替代原来的自治强制，也就是说，除了保证实施的主体不同，这种强制性规范仍然是商事主体按照传统习惯法自行约定的强制性规范。正是在此意义上，这种强制性规范可以称为国家确认型强制性规范。

（三）国家介入型强制性规范

19世纪以来，随着生产社会化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到来，商事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竞争秩序来看，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商事主体（如公司）大规模出现，垄断组织得以盛行，商事主体相互之间的竞争地位变得事实上不平等，同时，激烈的竞争使得不正当竞争成为普遍现象，竞争秩序和消费者的利益受到严重的影响。从商事活动本身来看，商事活动已从传统的简单买卖关系发展出了证券、保险、票据交易等商事活动方式，交易日益复杂和多样化，交易范围愈益扩大，并关涉到交易的安全和公众的利益。此外，商事主体本身也越来越复杂，公司制的普遍推行打破了传统的所有权同经营权合一的模式，委托人（股东）同其代理人（公司管理层）之间的矛盾与纠纷出现，有限责任也使得公司相对交易人的安全受到可能的威胁。所有这些现象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产生，也给商事活动的正常进行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客观上要求国家介入商事活动。同时，20世纪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也动摇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为国家介入商事活动作了铺垫。于是，商事立法中出现了大量体现国家介入内容的规范，《公司法》、《证券法》、《保险法》、《票据法》、《海商法》、《破产法》等立法中都出现了大量的强制性规范，要求商事主体必须遵照执行。

这种强制性规范设立的目的除了维护个体的利益，更多的是维护公众的利益，它不同于确认型规范，它不是对商事主体自行约定的强制性规范的确认，而是一种国家创制，正是在此意义上，这种规范可以称为国家介入型强制性规范。在当代，这种强制性规范已成为商法中的普遍现象，并同确认型规范相并存。国家介入型强制性规范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正如马克斯·韦伯指出的，“习惯、惯例至今仍影响着契约义务的私人利益和通过对财产的互相保护而实现的共同利益。但是，这些影响随着传统的崩溃而减弱”，“现代商业交往的节奏需要法律制度，即具有强大拘束力保障的制度，具有可确定和可预见作用”。[7]

二、商法强制性规范的性质

商法强制性规范的性质是指其公法或私法属性，这是当前理论界较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同时，分析商法强制性规范的性质有助于正确评价商法的“私法公法化”问题。当然，由于商法同民法之间的亲缘关系，在分析商法强制性规范的性质时首先界定其同民法强制性规范的关系也是必要的。

（一）商法强制性规范同民法强制性规范的关系

民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大量存在，有学者将民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即所谓“内设型强制性规范”）分为两类：一是为自治的私法行为设定最低法律要求的强制性规范，如自治行为的主体资格（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自治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形成（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自治行为的对象如何在法律上识别（如物权法定和公示公信原则）等等；二是铺设通往其他法律“管道”的强制性规范，如通往民事程序法“管道”的强制性规范（《合同法》变更权、撤销权、债权人的代位权和撤销权），通往民事特别法管道的强制性规范（《物权法》关于“不动产登记”的规定与《不动产登记法》的适用）和通往公法管道的强制性规范，等等。[8]那么，商法强制性规范同民法强制性规范的关系该如何界定呢？

显然，界定这两种规范之间的关系同定位商法与民法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后者是前者的前提。但是，关于民法同商法关系的争议一直存在。有学者认为我国只存在独立的民法部门，而并不存在一个商法部门，各个商事法律不过是民法的特别法，“我国民法作为调整社会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法，是千千万万种交易关系的抽象化的法律表现。……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商事法规不过是民法原则在具体领域中的体现，是民法规范在某些经济活动中的具体化。民法和商事法规之间是基本法与补充基本法的单行法规之间的关系……确切地说，所谓商事法规也是民事法规”。[9]有学者则力证商法不是民法的特别法，“没有一个现代国家会认为商法是特别法的观点是正确的”，[10]并认为商法“从一开始就与民法毫无关系”。[11]显然，这两种观点都有问题，现在民商法理论界的主流观点是：商事主体之间的商事活动依然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内容，商法的内容和原则要受到民法基本原则的指导和约束，但这也不能成为认为商法为民法特别法和否定商法独立性的理由，商法调整市场经济活动中一个独立的领域，民法虽然也可以对其进行调整，但其重点并不在于此，“民法虽然是主要调整财产（经济）关系，但民法就其产生和演变来说，对人（其中特别是公民）自身的价值、人的法律地位、人的权利的关注远胜于对财产的关注。这也是民法区别于商法的表现之一。因此，对民法来说，只有人本身才是目的，而财产仅仅是实现人的目的的手段。如果本末倒置，把规范财产关系作为民法的主要着眼点和核心内容，而不注重对人类理性的提升和确认，那么因此而制定出的民法典只能是对民法本质的歪曲和异化。”[12]

基于此，对商法强制性规范同民法强制性规范的关系易于界定。尽管民法可以统摄商法，从而民法强制性规范可以涵盖商法强制性规范，但由于商法的独立性，商法强制性规范调整的对象不同于民法强制性规范，后者不专门涉及商事活动领域，本文讨论的商法强制性规范也仅指专门调整商事活动的强制性规范。

（二）不同类型的商法强制性规范具有不同的性质

国内不少学者将商法强制性规范笼统地称为“公法化的私法规范”。这种称谓并无不妥，但就认识其性质来说则会导致疑问，即，“公法化的私法规范”到底是公法规范，私法规范，还是介于公、私法之间的“第三类规范”？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始于罗马法学家乌尔披亚努斯，他的划分标准是：规定国家公务的为公法，如有关政府的组织、公共财产的管理、宗教的祭仪和官吏选人等法规；规定个人利益的为私法，如调整家庭、婚姻、物权、债权、债务和继承关系等的法规。公法规范是强制性的，当事人必须无条件地遵守，“公法的规范不得由个人之间的协议而变更”；而私法规范则是任意性的，可以由当事人的意志而更改，它的原则是“对当事人来说‘协议就是法律’。”[13]尽管现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公、私法划分标准同罗马法的有所差异，[14]但本质上没有发生改变，现在公法类法律仍然是指涉及公共利益的法律，私法类法律主要涉及私人利益。[15]一种法律规范可以以纯粹公法规范、纯粹私法规范或者既有公法内容又有私法内容的规范的形式存在，但在第三种情况下，理论上仍然可以对其进行拆分，进一步区分出公法规范和私法规范，正如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指出的：“公法和私法在相互接触的区域间极为近似，欲截然区分为二，殊非易事，但是，这和在自然科学的领域中，动物和植物于其相近的境界内，彼此的区别也不常明了一样，不能成为否定二者区别的理由。”[16]因此，严格意义上规范只以两种形式存在，公法规范或者私法规范，同样，商法强制性规范要么属于公法规范，要么属于私法规范。

首先，国家确认型强制性规范属于私法规范。前文已分析，国家确认型强制性规范是在商法从传统习惯法到近代国家商事立法过程中产生的，这种强制性规范仍然是商事主体按照传统习惯法自行约定的强制性规范，国家不过是对其予以承认或立法确认。因此，国家的作用仅仅是保证传统商事习惯法中的强制性规范能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换句话说，国家并没有介入商事活动，国家强制也未改变这种强制性规范自治强制的性质。基于此，我们可以认定这种国家确认型强制性商法规范仍然属于私法规范。这种私法属性的强制性规范虽然产生于近代商法，但一直被延续下来，在现代商法中也随处可见，如有关违约责任、合同解除等内容的一些（当然并非所有）规范。当然，从其产生根源来看，这种规范还可以追溯到最古老的商事习惯和习惯法，它们产生于商事主体之间的约定和习惯，是意思自治的产物。